朝朝暮暮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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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派与激进的60年代
    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争吵不休，声誉跌落，为新左派自由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些新左派受益于存在主义或者法兰克福，弗洛伊德主义。主要来自于体制外的年轻学生。这群显得有些过剩的学生精力充沛，他们把自己描述为教育工厂中加工制造的产品。他们蔑视所有的意识形态定位，他们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言论，他们最深切的情感就是对官僚化、理性化社会的烟雾以及对冒险的热切渴望。他们反感自己的父母太过于重视物质，他们渴望的是革命，是造反，他们不认识希特勒和斯大林，但是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了忧伤。必须扫除一切权威机构，彻底拒绝现存社会，让自我激励的个体自由地去寻找自我实现。因此他们喜欢摇滚、长头发、毒品和性自由。
    而社会也在变得宽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1960年被英国法庭判决为并非猥亵之作，萨德这个虐恋狂也开始成为存在主义左派的英雄。

    在此应该说一下法兰克福。如果说马克思分析的是物质稍显匮乏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法兰克福探索的则是物质极大丰裕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马克思认为工人将越来越贫困的预言没有实现，拥有了汽车和电视机的工人们也不会跟学生联合起来走到大街上进行新的反叛，相反，他们可能更同情受学生攻击的警察。马尔库赛因此指责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而腐蚀了工人阶级。官僚制度、技术社会、消费主义都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理论家们说，资本主义在物质上的成功，打破了社会纪律，导致个体意识极度膨胀，与此同时，它又用集体顺从观念和官僚化管理来约束人们。他们还攻击科学，将科学说成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贬为一种粗俗的经济决定论，错误地把思想和文化当作经济状况的机械后果，从而导致了一个精英统治阶层的产生，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国也在指责俄国歪曲了马克思。反过来法兰克福被苏联称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派”。60年代的激进学生，口袋里装着毛泽东的红宝书，却与痛恨摇滚、性自由、毒品和长头发的苏联格格不入。
    左派的没落
    指责资本主义过于富裕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动脱离了迷恋物质的工人阶级。也许真的如奥威尔所说，社会主义一直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条。学生的运动流产了，尽管曾被寄以重望，仍然像无聊的恶作剧。萨特已经不再有那么多听众，他对中国也很失望，因为中国走向了“实用主义”，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提供萨特理想的那种“自由论的社会主义”，他在已经被“序列化”的工人阶级身上也找不到任何革命的潜力。
    左派在另一方面走向恐怖。就像一战前的恐怖活动一样，70年代末，新左派也因绑架和杀害行为而名誉下跌，宣告破产。阿尔杜塞反对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感伤的“人道主义”，提倡回归客观主义和科学。但他替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辩护。最终他杀死了妻子，发疯了。
    新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深奥难解，他们追逐新奇，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本应面对的现实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只好对自己无助于现实政治表示绝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领导人的迫害不再那么有效，苏联出现了很多令人振奋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腐败在1976年就已经让公众对它失去了信心。或许滑稽的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政权，完全是非社会主义和非革命性质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独裁的精英、最保守的人士。这个制度以自身为例说明政治最为重要，而不是马克思所教导的经济应该居首位。马克思所说的陈腐的社会秩序，对生产的束缚，文化上的贫瘠，在一个自私的特权阶级的统治下的苦难，所有这些都成了对自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精彩描述。反过来，经济成功的秘方似乎掌握在市场经济而不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学手中。
    马克思主义曾经借助萨特、人道主义、结构主义获得新生，然而，在苏联的失败面前，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期，它与现代社会和经济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新时代的主角是学术和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文化资本家。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很难消除，它不再是严肃的主题，它不再是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或许，它就是一种思想，就像别的思想一样，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完全可以把它跟其他理论融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马克思”。马克思转为一个宗教性的神话人物，一个偶像，一个父亲，一个上帝，对无所依傍的心灵来说，他也可以是一个权宜的神灵。
    马克思的这种“遭遇”同时也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往往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后继者，同时也是挑战者。结构主义冷静、客观、超然，非人格化，它并不认为人类从不确定的主体性中创造出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种种数学化的结构创造了人性。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就像报纸的版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一样，结构主义对内容也不感兴趣，结构主义对诸多神话所作的就是分类、列表格，根据这些神话的构成成分，发现它们逻辑上的联系。
    在结构主义看来，人类文化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重复，这种反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矛盾，同时也是对进化论和科学技术的一种批评。人性被取消了，人们发现，“人性”就是一种发明。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它的种种形态是由一种“隐蔽的机制”强加给人们的，就像语言迫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思考一样。在文学批评领域，结构主义宣布，研究作品不涉及作者，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并不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包括研究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让位于某种形式分析。
    与结构语言学相关的是符号学、结构主义史学。阿尔杜塞说，说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制造的神话，“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人类是受基本不变的语言和行为规律操纵的傀儡。因此，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而主要是心理的或语言的因素。法兰克福的哈贝马斯就以马克思忽视的心理维度为起点，强调语言在支配方式中的作用，也就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功能主义理性”。
    福柯也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决定论而不是经济的决定论，比如他认为社会变迁包括语言和知识基本结构的整体突变，他称之为“知识型”。
    拉康把结构语言学与心理分析密切结合起来，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和儿童进入公共话语的“象征秩序”联系起来。但是，拉康太喜欢进行包罗万象的综合，以至于他的无意识的演讲总是很少人能够理解他。斯特龙伯格对拉康似乎不怀好感，称他为“一个作秀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

    在结构主义试图寻找某种稳定的潜在的结构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更容易走向解构主义。个体的有理智的自我并不重要，他或她是由词语决定的，是被语言所占据的，在结构主义这个前提下，很多约定俗成的真理被颠覆。  
    女性主义革命
    20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英国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女性获取了法律上的平等，尤其是投票权，她们大多出身上层阶级，使用的是非暴力不服从方法。他们实现了最初的目标，同时也令一些男士加入，但是就像工人对共产主义兵不买账一样，很多普通女性也反对这场运动。
    此后，强劲的女性主义运动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50年代，女人幸福地嫁给一个理想的男人，在温馨的、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中生儿育女。这正是很多男性比如弗洛伊德所信奉的女人在生活中应处的地位。文学的、象征的、信奉尼采的先锋派一般认为，女性是非理性动物，热衷性爱和温柔妩媚，她们“很自然”，与文明的矫饰正好相反；她们不善于思考。实际上这些现代主义者是反女性主义者，尽管可能他们认为女性自有单独存在的领域，比如劳伦斯，他喜欢把两性截然对立，认为妇女体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则——她们或许比男性优秀，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一原则与男性所在的权力和政治王国彻底无缘。劳伦斯还哀叹战争期间妇女参加劳动所产生的后果（索尔仁尼琴属于俄国的斯拉夫派，他对斯大林让女人在集体农庄里劳动也深表不满）。
     女性主义同样无法得到传统革命者的支持。马克思、俄国革命都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们组建的是一个男性俱乐部：阶级排在第一位，妇女应当站在丈夫的身后，团结起来思考其他问题。60年的新左派同样充满了男性的傲慢自大。萨特并不支持女性平等。女性主义者相信，性革命反而造成了一种使女性成为剥削对象的氛围。因此，1968年，又涌现了一股激进的女性主义。她们相信，女性必须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必须改变语言本身，因为女性身处父权制环境，必然已经遭受它的腐蚀。必须建立各种适合女性的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制度——自由大学、出版商和期刊——因为所有的旧制度都受到父权制的玷污。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女性的敌人是“父权制”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男性的渊源让从古希腊以来的一切西方思想名声扫地。
    在这样的激进中，那些笔下同情过去著名领袖的人，或者挖掘被忽视的杰出女性的人，或者发现了大部分女性对于“单独领域”很满意的人，都要遭受指责，说她们是“性别合作论者”，宽恕父权制统治。因此，激进分子轻视原先的女英豪，比如伍尔芙就被发现不是女性主义的同党，她的一些作品取消了那些一本正经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
    但是，这种激进女权主义的困境就在于，如果妇女革命不是出自旧有的社会，那它来自何处？而现实是，正是在父权制的环境中孕育和滋养了女性主义。温和的女性主义因此提出，应当允许妇女更多地参与当前社会事务，重新阐释和更正旧有思想，而不是谴责和放弃它们。她们并不要求女性专政，而是要求平等分权、两性共治。
    女权主义在男权社会中总是不那么令人欢迎的，而且女性本身首先品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虽然很多原先排斥女性的职业很大程度上向女性开放了，但是离婚屡见不鲜，非婚生婴儿在1990年达到出生婴儿总数的1/4，性解放和婚姻关系的松弛，让很多女性在经济和情感上都失去了保障，生活的艰难让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呼吁两性之间应该休战讲和，而且她们发现，不光女人不幸福，男人同样也不幸福。
    女性主义目前很难继续纵深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侵入了大学。女性主义为重新阐释所有的事物提供了可能，这些女性主义的批评家兼学者已经融入到专门化的游戏之中，她们写的东西在学术圈子外几乎无人看懂（比如克里斯蒂娃，斯特龙伯格显然不太喜欢她），最为可悲的是，她们相信自己在写这些晦涩的东西争取大学的职位和职称的同时在领导一场革命。
    女性主义四分五裂，有的要求更多地参与现存社会，而有些则认为这种要求是卖身投靠，有些刚开始鼓吹性解放，后来又转而强调贞节。女性主义经历了与其他革命都会遭遇的幻灭，解放并没有给大部分妇女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焦虑和不确定，至少在目前为止，理论上的修辞割裂了这些女权主义先锋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而且女权主义还得面对同性恋、黑人妇女、阿拉伯妇女等问题，与其他许多运动展开竞争。或许，它现在只是诸多理论策略中的一种。
    女性主义与淫秽物的出版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她们相信色情作品贬低了女性的人格。尤其是早期女性主义，她们普遍认为，自由性爱和乱交是反女性的。但是，女性主义不得不看到，用禁忌字眼和表现禁忌动作取得震惊效果，是作家尤其是戏剧家的一大笔资源。不过，80年代艾滋病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这场现代瘟疫与性放纵有关，“性快乐”变得不那么快乐了，有一个英国作家这样写到：这场性革命的真正赢家是那些病毒和细菌，它们利用了四处泛滥的乱交和异常性行为创造的新影响。
    绿色革命
    即是环境保护主义。与女权主义相似，它们仰仗的都是激烈地反对西方文明几乎有史以来就坚守的主要价值观，并且认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彻底革命或大灾变就要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崇拜以及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社会的廉价价值观的敌视结合起来，试图把人类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
    绿党的先知是海德格尔，在他看来，甚至建一座桥也保不准干扰了自然的秩序。诗人这样写到，“不要杀死飞蛾或蝴蝶，因为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
    在欧洲许多地区，绿党的呼吁大受欢迎。从对老式乡村社会的怀旧，到从道德与安全角度反对原子能，再到警告世人臭氧耗尽全球变暖酸雨问题滥砍滥伐等问题，绿党逐渐发展成为反对现行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组织。对经济学家来讲，这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非常有效地绿化了公共舆论，以至于谁质疑追求更加环保和更加清洁的智慧，谁就成了不知羞耻的反动分子”。绿党的影响可能的确很大，以至斯特龙伯格这样提问：环境保护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最终矛盾不是贫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污染。“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超强生产力产生的废气中窒息。”
    绿党分为现实主义者和纯粹主义者。前者愿意在体制内逐渐创建更多地保护区、公园，来净化空气，后者全盘否定整个技术-消费主义社会。欧美一些精神失落的年轻人漫游印度，寻找涅磐境界，尽管印度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也可以用来说现在的西藏）。有关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
    但是，不发达国家至少在目前可能还不太认可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前者试图依靠出口来发展经济，后者则担忧，假如各个国家都像这些不发达国家那样消耗能量和产生废物、污染物，那么整个世界该怎么生存下去。
    女性主义者也有反科技的，有人发现在洗衣机等电器发明之前女性的境况要好得多。
    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同性恋，主张或反对堕胎，这都是一些反霸权话语，它们都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但是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现在依靠自由市场运转，所以，这些理论策略或者现实实践都只能在这个市场内竞争，目前没有谁能形成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