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朝暮暮营

    自然神论及伏尔泰
    18世纪的人们在享受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进步带来的欢欣愉悦时，也对近两千年来一直主宰着其精神的基督教产生了怀疑。《圣经》中有英国宪法吗？《圣经》既然是上帝的启示，那么请在理性的法庭上拿出证据来。启蒙运动是在努力地使西方社会回到世俗化。宗教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兴趣所在，除了“利用宗教来支持世俗科学的合法性和维系社会道德”（尤其在英国），“许多人都希望抛弃宗教”，人们厌倦了神学争论。
   当然社会整体还是希望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中寻求某种平衡和一致。对基督教不应该太狂热，或者说基督教只不过是良好健全的理性，即“常识”。自然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还是少数。什么是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相信有神灵，但神灵已经不是超验的，而是可以运用理性加以证明的。他们敢于批驳《圣经》，指斥它的矛盾和荒谬。仅凭理性而无须启示，足以使我们得以正确地理解宗教和道德。与最正统的基督教徒相比，自然神论者给后者带来的最大麻烦就是抛弃了启示。
    自然神论者还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自然道德或者说有一种自然宗教，它是一神论的和开明的，所有的人，包括野蛮人在内都能凭天赋的理性感受到它。但是英国第一流的思想家如休谟等人并不认可自然神论，人们在自然中找不到明确的统一的道德原则，在仍然将基督教作为政治社会支柱的氛围中（正统基督教代表人物贝克莱主教、卫斯理等，后者是福音运动的创始人和那个世纪最伟大最动人的基督徒），自然神论者也不可能被政府认可。但是，这种思想却对法国人影响颇深并在法国取得了成功。伏尔泰32岁在英国接触自然神论。在《哲学词典》中他用“有神论者的信仰自白”来总结自然神论的信条。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遥不可及，而且他可能不想直接插手人类事务。不过，应该至少让人们相信他是扬善惩恶的。世上有一种普世的、原生的、悠久的宗教，它既简单，又是理性的。它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有的宗教都出自这一来源。苏格拉底、穆罕默德、孔子、耶稣，他们都奉行这同一个普世的自然宗教。
    这样，上帝实际上并不直接干涉人们的生活，毋宁说，他更像一个高踞云端的悠闲者，俯瞰芸芸众生。而上帝的作用一下降，作为传达其精神的教会和教士其存在价值也就降低了。他们将本来极简单的耶稣启示变得复杂而无法理解，并用之来控制和虐待人民。人们更需要的是理性、常识而不是教士。
    然而自然神论者的矛盾也在于这里，一方面，他们宣称所有人内心都有理性之光，使他们无须借助启示就能感受到一切必要的宗教真理。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自然神论者又异口同声地说，大多数人实际上没有这种能力，只有少数觉悟者有。调和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宣称教士的阴谋使人类堕落，并牢牢控制了人类。他们却又承认，许多人总是被迫听命于自己非理性的愿望和恐惧，而不受理性控制。因此，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张，不要让人民知道他们的信仰并非名副其实的真理，隐藏这一秘密乃是明智的做法（“宗教大法官”）。富兰克林认识到，基督教虽然可能并不是严格的真理，但确实有用，而直言不讳的自然神论虽然可能是真理却没有用处。
     或许伏尔泰遵循的就是这一思想。伏尔泰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基督教不宽容的批判，在他的努力下，1787年宽容被写进法律。但是，富有、善于投资、多情、写作如说话般容易的伏尔泰是贵族出身，他并不赞成民主。通常他把人民说成“群氓”。群氓永远是群氓，鞋匠和家仆绝不可能成为哲学家。未来的人们都会开明，但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愚昧的大众都是教士的同盟者。他寄希望的因此是“开明专制君主”，宁要理性的专制也不愿要愚昧的民主。他与德国腓特烈大帝一生跌宕起伏的友谊似乎曾经标志自柏拉图以来哲学王的梦想再一次实现。这种对理性的崇拜对开明专制的鼓吹也影响到了部分反对政府干预的重农主义者，他们信奉理性不可抗拒论，竟然认为君主不可能不按照理性行事。
    这也就是启蒙哲学家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之间的差异。直到1789年，整个18世纪都是一个贵族世纪，注重秩序、等级和高雅的新古典主义精神本身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只有等到浪漫主义出现，才会有对古怪个性、社会动荡和异域经历的兼收并蓄。” 启蒙运动中只有卢梭预示了未来的民主趋势。，因此他被伏尔泰等“哲学家”疏离。伏尔泰并不总是那么“宽容”，正如其他启蒙哲学家并不给论敌言论自由一样不“宽容”。
   孟德斯鸠
    1721年《波斯人信札》通过走私运到法国。它利用了公众对中东地区和中国的新的初步了解。或许就像当时的中国一样，西方也开始看到在它周围还生活着其它宗教其他种族的人群。该书表达了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观念。修道士像癫狂的苦行僧，教皇类似于魔法师，宗教仪式都是迷信，唯有善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人类的各种宗教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过善的生活；神学争论是荒唐可笑的，宽容才是唯一明智的准则。书中也包含很多自然神论思想，表现出对文明比较和政治制度研究的兴趣。
    1748年，《论法的精神》问世。这是第一部队政府和政治所作的真正科学的探讨。他将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分别适合于小型城邦国家，欧洲和类似古罗马那样的大帝国，其原则分别为美德，荣誉和恐惧。最有创意的是他思考了气候和地理环境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更勇敢，东方民族在思想上比较懒惰，意大利因为气候好而更欢快。这些思考表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积极的好奇心。
    孟德斯鸠希望将牛顿的方法用于人类文明现象，找出解释社会差异和变革的普遍原因，反映出启蒙思想家的宏伟抱负。马克思并不是这种宏伟抱负的最后一个追求者。
    狄德罗
    狄德罗编百科全书时曾被投入监狱，但正像伏尔泰住在巴士底狱最豪华的房间被视作国王的客人一样，狄德罗还可以在晚上公开会见情妇。法国对待文人远没有某些历史记载的那么苛刻。
    狄德罗却比伏尔泰还要激进，伏尔泰仍然认为信仰上帝对道德和社会秩序非常重要，狄德罗则赞成培尔的说法，无神论者也能像宗教信徒一样做一个好公民。信仰不信仰上帝“根本不重要”。《百科全书》明显地强调科学、数学、技术等实用学科，贬低形而上学，贬斥正统宗教。
    但是，相比起来，无神论者往往悲观，启蒙运动却是乐观主义的，这种乐观在多情的伏尔泰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或者说这种乐观容易导向支持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观。英法之间虽然在思想上彼此影响，尤其主要是英国影响法国，法国崇拜英国，但是两国之间的战争却是频仍的。因此，在某些时候，亲英崇英的百科全书派和启蒙思想家们就可能受到国内保守派的指责，伏尔泰很幸运，然而狄德罗却的的确确饱尝了孤军作战的痛苦。伏尔泰也从未与狄德罗建立起亲密关系，内部的争吵和不睦导致了哲学家的统治时代中断。
    卢梭
    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中，伏尔泰与卢梭似乎更像天生的对手。一个巴黎人，少年得志，一个外省乡巴佬，接近40岁才意外成功；一个是所有女人的征服者，一个却在女人走近时张口结舌；一个玩世不恭，一个内心紧张严肃感情热情；前者却悲观，后者却乐观；一个赞成贵族统治，一个主张大众民主；一个是古典主义者，一个被奉为浪漫主义鼻祖，因为他开启了自我倾诉的表现形式。
    卢梭获奖的征文“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究竟有助于敦风化俗还是有助于伤风败俗？”让他一举成名，他后来还有更惊世骇俗的观点：爱情与婚姻是文明的灾难性发明，是女性的阴谋；私有财产是另一种有害的发明，是巧取豪夺的结果，带来了不平等、贪婪和战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伏尔泰坚决反对第二点，认为攻击私有制即攻击文明本身。
    卢梭还提出，创造了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出自欺骗和伪造，是富人奴役穷人的一个阴谋（《社会契约论》）。意思是现存国家是不合法的，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推倒重来，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而是所有的人彼此之间的契约。由卢梭的思想引发出的这些理论被认为是现代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出发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些思想被人们奉为经典。
    教育和情感小说《新爱洛猗丝》与《爱弥尔》发表，他却与哲学家团伙分道扬镳。原因或许在于，他与无神论和反基督教思想而不是自然神发生了某种联系。尽管，他本人认为上帝和宗教的确很重要。卢梭把人追溯到原始时代，而不是像启蒙哲学们那样将理性视为人天生的，同时他所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原始人性似乎降低了文明时代人们正倍感骄傲的物质成果和科学的重要性，卢梭的叙事思路就是人类抛弃了那种简朴平等的生活，追逐财富，占有了私有财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不幸。启蒙哲学家们因此讽刺卢梭，说他要把人类重新引回野蛮状态。
    卢梭的确不像启蒙哲学家们那样将目光投向开明君主，对他来说，理想的政体就是纯粹民主制，即便这是不切实际的，那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直接参与。因此，政府管理的单位应该小一些。卢梭倾向于一种紧密结合的小型共同体。他也不赞成代表原则，我们中国实行的那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卢梭是不喜欢的，在他看来，这可不是真正的民主。
    但是卢梭也不是单一的，他“对群众和暴力有一种过敏似的不信任，而且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怀有一种敌意，而中央集权的国家恰恰是革命中的激进派所追求的东西，也是大革命的最持久的后果之一”。大革命之中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浪潮滚滚掀起，他们将伏尔泰和卢梭挂在嘴边，他们制造了一个神话的伏尔泰，一个神话的卢梭，因为二者对迷信、偏见、狂热、封建特权以及所有的专制暴政进行的正面攻击。

     最怕琐碎，却有很多琐碎的事情。一件件地处理，一件件地处理不完，走在黑夜想自己在为什么做这些琐碎，想不出个所以然。被批评有脑无心，心里很难过，错过了太多，捡不起来，不是因为不想捡，却是自己不知道去捡。年轻时尚可以懵懂自慰，现在，却再无法从任何人身上获得力量。

     我不知道系里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事改革。突然间，人事处处长现身，十分钟之内让大家写两个可以做副主任的候选人，条件是副高以上或具有讲师职称的研究生。
    那X副主任怎么办？我还在愣着，很多人反应却出奇得快，快速将小条子递上去就走了。我写了一个女副教授一个女研究生。
    昨天，再次召集教师开会。开会竟然是为了配合人事处对一位已经被推举出来的副主任做考察。据我当时身边的老师所填，几乎没有一个填这位年轻的年仅29岁的男老师，然而却是他。
    我走进人事处负责考察的老师所在的办公室，简单谈了一点自己对他的看法，自然是好话，同时也希望能利用他的年轻和魄力为老师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比如应该向教务处建议将每位老师的每周最低课时数降低。
    出来之后也觉得说的是废话。这位老师跟系主任的关系一向非常好，他既然能在无声之间突然被升为副主任，肯定有他上下贯通的人事关系，他又怎肯在新官上任之时提出这样敏感的话题？
    在全国工资齐上涨的传闻中，我们的工资原地不动。不但如此，课时费经常拖欠。在这个贫穷的地方，大家都学会了务实和节俭。目前像我这样的讲师每周最低课时是10节，年总课时是360，然而尽管我目前有三个课头四个班，但是因为一个大一扣三周另一个大一扣7周，两个大三班因为实习扣十四周，这样半年的课时总计160节，这还不算两个大一重复课，还需要按90%折算。上半年我代一个课头三个班总计135课时按重复课90%折算大约在120节。距离360还差九十节。因此年终结算工资时我就会被按每节30扣除大约2700块钱。
    学校所有的课时按同一待遇计算，这本身就不太公平，而一年辛辛苦苦到头，不但该得的迟迟拖欠，还要再倒扣，想起这些，再强的心劲也会在一天天中消退了。
    据说中小学的老师平均涨了七八百，而我们仍然抱着基本工资艰难地在灰色的日月中坚持所谓的自尊。当我最失望的时候，我感觉愧对自己的父母，没能尽快实现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的许诺，我同时也看不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在一个老师需要讨好学生为了学生的纪律而绞尽脑汁为了学生的考试答应他们不出任何书本之外任何没讲过的东西的学校里，我对上课失去了一年前的热情。
    西方文论的选修课本来人数就不多，后来工作的工作，考研的考研，目前只剩下一个女孩，坚持从一个很遥远的叫黄沙桥的地方坐车过来听课。她问我，老师，你是不是觉得给我一个人上不值得？我说，不啊。我没给她说的是，我对她非常感激，她对我的尊重，她的甜美质朴的微笑，都让我如受宠般惶恐，我愿意只为了她一个人将这门课进行到底。

     与充满自信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们同时，英国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怀疑主义者，即贝克莱主教与大卫•休谟。
    贝克莱的核心观点是存在即被感知。这种长期被贬为唯心主义的理论其价值日后被逐渐认识。他反对洛克把事物的性质分成基本性质和第二性质，洛克认为大小、运动和数量等所谓的基本性质并不像次要性质（如颜色、气味等）那样依赖于我们的直觉。贝克莱则认为，没有什么第一性质或本质，所有的性质都是主观的，都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对于一个无生命的对象，当我们说它存在时，只不过是在说有人感知到它或者有人能感知到它，否则毫无意义。存在从此变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存在。存在着的只是精神和观念。我们吃的、喝的和穿的都是感觉的直接对象，这些对象不可能再没有被感知的情况下存在。比如，当我们说这个桌子是褐色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褐色是一种颜色，而颜色只有具有感觉器官的人才能认识。因此，这个颜色不是存在于桌子中，而是存在于我们心中。无感觉的事物不可能产生任何感觉。物体的形状、大小或重量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差异，它们也是我们感觉的结果。
    这种怀疑主义被劳伦斯用来为塞尚的苹果辩护，一块皱皱巴巴的桌布上摆一只水罐子和六只摇摇欲坠的苹果，中产阶级的道德认为这样画得不对。
    劳伦斯认为，文明人在文明过程中被习惯所禁锢，这习惯就是让任何事物都变成可视的图像，看什么都要像照相机一样准确无误，人们终于发明了柯达，这是一种通用的眼光，可是塞尚的苹果却不是通用的，因为他似乎在苹果身上看到了罪孽，看到了苹果向脑袋上的一击，或者看到了它只不过是鹅食的调料，也或许他在想像这是刺猬眼中的苹果。他的这些思想体现在《艺术与道德》一文里，我们对宇宙一种新的认识关系就意味着一种新的道德。
贝克莱同时反对一种我们中国称之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拒绝任何本体。
    当然，他是主教，他还是论证了上帝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关于上帝的“观念”，即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感官知觉来直接认识，但是我们从可被感知的对象的存在来推测上帝的存在，因为这些对象肯定是由某种东西引起的，肯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感知者。这种论辩有些诡辩，但是斯特龙伯格认为，贝克莱的对话是柏拉图之后无与伦比的佳作。
    大卫•休谟接替了贝克莱。他是一种坚定的经验主义，比贝克莱还要将怀疑向前推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被称作心灵的实体，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心理过程。
    休谟对因果关系也进行了颠覆。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来证据棒球在空中运动是因为我用棒击打了它，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完全是在假设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假设基于对同样是清反复发生的经验，但这并不能证明将来永远会发生。
    休谟对理性也进行了批判。与启蒙哲学家们背道而驰，休谟认为理性其实在生活中没多大作用。他对理性作了精细的界定，人们在压制某些狂野的非道德冲动时，通常会说是在用理性来战胜情绪，但休谟认为他们是在用一种更冷静的情绪来战胜另一种更激烈的情绪。理性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在数学和逻辑中进行的抽象推理，一种是表示经验性的、实验性的推理。他们对道德选择起辅助而不是决定作用。当我们作决定时，我们肯定超越理性而转到感情或情绪层面。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从和服务于感情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用。
    上帝的存在也不能用理性来证明，我们不是基于经验或理性而是基于信念而接受它。休谟因此就批驳了自然神论者和理性基督徒。
     这种怀疑主义最终必将导向对政治的怀疑，如果政府不再有用，它要求人们服从的权利也就失效了。
    休谟的经验主义因此成为功利主义的来源。他的理论免除了人们用来确定政府的合法性的种种努力，如世袭，君权神授或社会契约。休谟对这些神圣原则进行了否定，也反对将抽象理性作为行动的指南。
    休谟的怀疑主义却并不指向悲观主义。他对习俗、生活和本能更感兴趣，也正是他，让哲学脱离现实生活，成为一种文字游戏。

社会科学在启蒙运动中诞生
    工业革命开始，自然和物理领域里的新进展鼓舞了人们对科学进步的信念，一个机器技术的时代到来。对人的研究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研究、政治科学、人类学等都脱胎于启蒙运动，深受科学热潮影响，缺陷却在于将人文简化成物理，把人和社会说成牛顿式机器。
经济学：主要有两个派别的对立，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更倾向政府有计划的干预，希望政府重视商业，却反对与外国人做生意，担心本国的手工业者失业。重农主义则着眼于农业，一些重农主义者完全否认商业和工业的价值。这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是一个传统，农业符合正义（自然）。然而重农主义者却希望建立起一个经济活动完全自由的体系。
    亚当•斯密在两派之间，他对农业社会怀有极大的同情，根本不喜欢商人。不过他也没有否定商业和工业的生产价值。他认为，政府绝不适合承担经济职能。只要政府停止补贴和管制，许多不平等不公正就会消失。只要扩大了个人的活动范围，个人的潜力就会得到释放，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进步。自由贸易理论还与专业分工紧密相连，世界上的贸易障碍越少，实现专业化、经济效益提高的可能性就越大。
    重农主义者影响似乎更大，他们提倡的贸易自由不分阶级，在税收面前人人平等，人应该不受干涉，摆脱专横的不平等的限制和恩惠等主张，与法国大革命的目标相去不远。
    经济科学致力于寻求与牛顿定律一样的普遍法则，试图把社会有机体说成是一部机器，后者受制于人类可以确定的原理，因此也是人类可以理解的。
历史编纂：启蒙运动对事实和科学精神的重视、批判考证的方法论以及大型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问世非常有利于历史著作的诞生。但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坚持进步观念，对历史毫无兴趣，并不认为现代是从过去中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他们喜欢的是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独树一帜的是意大利的维柯。他确信，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和民族都对人类整体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没有更好更坏的分别；同时他提出一种历史循环模式。
    另外，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也开始了。值得一提的是，洛克的白板理论对心理学乃至教育学影响深远。爱尔维修写道：如果我能证明人实际上完全是教育的产物，那么我无疑是在向人类揭示一个重要的真理。他们将会明白……要想幸福和强大，没有比完善教育科学更重要的了。这种说法可以最终推向对人生来原罪的否定。
启蒙运动的扩散：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巴黎集中了全部的思想辉煌，德国、俄国、西班牙等国都在逐渐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这些国家中开明君主的出现似乎重现了柏拉图理想国哲学王的梦想，而伏尔泰与腓特烈大帝的友情更是启蒙运动史上有趣的一页。
    同时，巴黎的服饰、家具和建筑也影响着西方各国。英国似乎有些自满，绅士风度让英国人彬彬有礼，却丝毫没有那种激昂的表达个人自我的浪漫冲动。
    对犹太人来说，启蒙运动也意味着一个福音。因为西欧各国开始允许他们享有公民权，允许他们加入共同的文化。在这种召唤下，门德尔松做出了积极的呼应。他敦促有台同胞接受所在欧洲国家的公民身份，融入欧洲文化，只要把公民事务和族群传统区分开，就既能做一个好公民，又做一个好犹太人。
    启蒙运动同时是世界主义的。思想家们讲述的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他们谈论的是全人类。狭义的界定其时间，大体上是在1720年到1778年。启蒙运动的贡献在于，他们特有的乐观的理性主义仍然焕发着活力，他们相信人类现在和将来都会进步，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起了最大作用，人类的目的就是享受世俗的、当下的幸福。尽管这种相信已经遭到现代社会的质疑，然而普通百姓仍然信奉。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在其中孕育。今天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也是由启蒙运动确定的：物质福利、幸福。人们还会想到宗教宽容、人道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以及民主和社会平等。宗教狂热也已鲜见。
    启蒙运动的局限斯特龙伯格主要从文学艺术上来讨论，它蔑视诗歌，贬低天才的想象，不尊重崇高或“热情”，在18世纪，“热情”是一个贬义词。或许可以在此意义上称之为一种冰冷的哲学。这个时代推崇的是科学与明晰，顾及的是外因而不是内因。而对世俗幸福的倡导却又可能引发“沉溺于色情”。
    启蒙运动的结束：怀特海说，这是一个“基于信仰的理性时代”。它始于一种坚定的信念：科学的经验主义能够使人们得出某些普遍法则。这种澄明的信仰却导致了怀疑主义，而且自然和科学无法给道德和自然以明确的指导。启蒙运动衰落的最根本原因或许是它总是诉诸一个明确而毫不含糊的权威标准，比如科学，比如自然，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最后，法国大革命促成了启蒙运动的结束。启蒙思想启示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不是启蒙思想家们期待的，或者说，法国大革命对启蒙思想家们的引用会让这些原创者们目瞪口呆。 

     1661-1715年， 路易十四使得法国成为西方最优雅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俄国都以学法语为荣。英国人学习法语在20世纪的作家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里还有表现。１７和１８世纪里法语是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18世纪的俄罗斯上层贵族说法语的比说俄语的多。路易十四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之一，最奢侈或许还可能是城人中最矮的国王之一，据说他只有一米五四，喜欢穿高跟鞋戴蓬松的假发，而且从不洗澡。路易十四是个重商主义者，他利用集权政体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进行战争，让他的凡尔赛宫每天贵宾云集，宴会、舞会接连不断，法国的人民却穷苦悲惨。  
    他认为，要获得无上的权力，必须统一法国人的宗教信仰，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对新教徒施加压力。１６８５年迫使许多胡格诺派教徒移居国外，大多数移居荷兰、普鲁士、美国和英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许多这些逃亡者是非常好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技巧与他们一起流亡国外。这些流亡者给他们到达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上流社会的朗布耶侯爵夫人开创了沙龙这种法国特有的机制。法国贵族学会把奇思妙语看得比一场决斗的胜利更有价值。伏尔泰宣称，路易十四时代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是“社交精神”，即“高雅而诱人的社会交往与风尚的理想”。
    尽管从起床到就寝，路易十四都有一套严格琐碎的仪式，但他倒不是一个恣意妄为的专制主义者，在理性主义的时代，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受至于国家的法律。总之，这是一个辉煌的金字塔国家。
    而复辟时期的英国也不像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完完全全是历史的倒退。这是个轻浮庸俗的时代，恰与法国路易十四的稳重庄严相对照。英国上流社会混杂着一种粗俗之气，以喜欢下流故事的查理二世为代表。然而他却尊重科学。1689-1713年，英国在最初作为法国的附庸地位下却打败了法国，这是牛顿和洛克的时代，是辉格党和商人势力崛起的时代，是宗教宽容和理性宗教的时代，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即新古典主义兴起的时代。
   复辟时期的浪荡在18世纪结束，文学市场出现，作家从此摆脱对贵族庇护的依赖，他成为高贵职业中骄傲的一员，从此“舆论帝国的时代开始了”。出现了一个买书和读书的大众群体，中产阶级将自己塑造成文雅的读者大众，作家也尽力取悦这个群体。报纸和杂志也相继出现。
    事实上，这个浪荡的阶段却是一个连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向往的时代。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先优势不在于文学艺术，更没有优雅的贵妇人沙龙，然而“它的最大成就和最值得夸耀之处，乃是1688年之后终于出现的自由。这是一种有秩序的自由，而不是混乱的自由，与之相伴的是‘稳定而适度的（国家和教会）建制’”。
    英国的优势还在于牛顿和洛克。洛克认为，头脑中没有什么思想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张白纸，一块白板，经验在上面印上所有的一切，这就暗示了教育了的重要性。
    同时，洛克又认为作为白板的大脑可以某种方式发现普遍原则，能够获得清晰而确定的真理，因此在经验论与理性明晰之间制造了一种逻辑断裂。尤其是，当他继伽利略之后将物体的性质区分为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硬度、体积、数量、形状和运动作为第一性质都会如实地进入我们的头脑，这些性质的确存在，因此我们能够如实地感受到它们；而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和触觉等第二性质却并不存在于客体之中，而是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之中，换言之，全部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种知识完全符合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东西呢？洛克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理论却导向了怀疑主义。这种怀疑精神在未来将被贝克莱和休谟继承。
    洛克的缺陷却在于只重实用，忽视审美。
    莱布尼兹是洛克和牛顿的对手，他批评洛克的经验主义，也批评牛顿的绝对时空概念。在浓厚宗教气氛不太鼓励自由思考的德国，他并没有得到自己祖国的承认和赞誉。

                                  第三章 17世纪的政治思想革命
    1618-1648三十年的战争将法国推上欧洲权势结构的顶峰，法国在黎塞留主教的建议下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路易十四（1661-1715）的统治前期达到顶点。欧洲政治上还表现为：主权国家克服封建多元结构脱颖而出；为了结束宗教派别之间的争斗，人们致力于寻求宗教和解；个人主义兴起，取代中世纪的团体和集体个性；个人自由与国家的主权权威间的对立问题开始凸现。
    17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政治思想传统的主要来源。他强调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国家对于人类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国家无所不在而且至高无上。国家有权力压制个人的私利。再加上他的目的论，最终导致的就是被现代自由主义斥之为过分国家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不过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国家主要是指希腊的城邦。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其次是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多数人统治的共和政体、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寡头政体、一人统治的僭主政体。
    柏拉图则更为极端。他让个人完全隶属于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有计划、有秩序的共同体。
阿奎纳主张中庸，人需要有权威来约束，但暴政应该受到民众意志的遏制；人民还可以反抗。其他很多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强调的是有限的君主立宪制。
    还有很多人相信有一种更高的法律，即对所有的民族在所有的时间都有约束力的永恒的法律，这反映了建立世界国家的理想、建立统一的“基督教国家”的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国家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以积极的方式促进美好的生活”意味着国家有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却是现代欧洲的自由主义所厌恶的。
    主张国家是有机体而不是约定的产物，强调共同体而贬低个人，也就意味着主张一种为现代自由主义所厌恶的不平等主义。阿奎纳的信徒却认为，平等就是根据人的不同天性对人区别对待，而不是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的提法是现代观念，是在17世纪才出现的。
    中世纪的人民主权、法律至上、废除暴君的权利等与现代观念类似，但等级制度、没有个人权利、宗教裁判所式的政府又会让人反感，中世纪还缺乏国家主权观念。15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首先发展了某种统一的主权国家。
    博丹的思想却将主权用于支持君主绝对正义的主张。保皇党甚至宣称反抗最恶劣的国王也是不正当的，因为即便是暴政也比无政府状态好。当然，无论怎样，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利总是需要受到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君主立宪是亚里士多德等自古以来的很多思想家更为欣赏的政体原因之一。
    英国发生清教徒革命，霍布斯逃往巴黎，1651年《利维坦》问世。人的自私和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被他确定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也因此他要论证主权国家有无限权威，因为这些自私的个人必须把所有的自由权利让渡给一个主权者，通过他来保证自己的权利。个人必须对这个主权者完全服从。结论类似于博丹。最坏的暴君也比没有政府强，只要有了造反权利，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这种观念基于当时英国国内的动乱和思想纷争。
    洛克却与他不同，他对人性的认识比较乐观，人与人的恒久战争并不是自然状态，人有天然的理性懂得不要伤害彼此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这是一种自然的道德法则。而且政府也不是非有不可，只是在解决争执的时候有所用处。这样，人们就会约定一个并非权力无限的专制政府，也就是以英国为典型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既不是君主专制，也不是民主政体。
    然而最成功的却就是这种体制。光荣革命使英国在18世纪走向成功，尽管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思想都盛极于法国，然而英国却日益繁荣富强，君主立宪既维护了古老的自由，又确保了新的高效率，“这是现代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成就”。斯特龙伯格似乎认为，英国的这种有保留的革命反倒比法国那种彻底的大革命更有成就。
    在政治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宗教改革帮助打破了古老的政治思想。多个教派的斗争使得宽容成为一种必要。“宽容的实现最主要应归功于那些面对迫害也不放弃自己信仰的宗教信徒的狂热，这些英勇的新教徒本身也是不宽容的。”不宽容主要是对天主教的极其不宽容。因宗教信仰不同就把顾客或工人赶跑，在荷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一个异教徒十分勤奋，那他也是一个有用的公民。                                                       

                                   第二章 17世纪的科学、思想革命
     地心说并不是简单地给予迷信和神学偏见，而导致哥白尼迟迟不发表他的学说的原因的却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当时的教皇甚至可能敦促哥白尼发表。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有关教会压制科学真理、推行蒙昧主义的传统故事有许多夸大之词。在伽利略时代，教会的基本态度是避免用自己的权力来限制科学研究，尤其是一些高级教士，则会是先锋派的一部分。
    17世纪60年代，伟大的科学学会时代到来：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先后成立。科学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同步。自古以来基本不变的宇宙观再也不能让人信服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备受批评。伽利略主张区分物体的基本性质和次要性质，前者包括大小、形状、运动、体积和数量等可以度量的性质，物理性质可以被简化成可以确切计算的力学命题。应该排除一切泛灵论的表征，即那些似乎表现灵魂、生命或意志的东西。机械的世界图像从而取代了有机的世界图像。从古代哲学家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一直认为人与宇宙之间有一种感应或亲和关系，大自然充满了各种奇异的潜力。但是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把世界看成机器，把人看成与之不同的东西——把大自然与精神分开，这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将人类的灵魂与星星、石头、彩虹等所谓潜藏着的灵魂扯到一起，但是物理世界具有可度量的关系，人们可以发现这些关系并利用它们为人类服务。如果说旧宇宙观能让人得到更多的心理满足，那么新宇宙观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疏远和分离。帕斯卡对这一点感到恐惧，因而回归宗教。但是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新的观念，或许可以说这种新观念就是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新观念，虽然这同样是一种观念，一种人为的设想，一系列的思想建构，但它却是很有用的工具。有人说，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谬误。
    培根的怀疑主义精神影响深远，“抛开种种观念，从头了解事物；实践出新知；把公认的看法束之高阁；重新考察所用的术语；观察、实验重于一切”，培根表现出一种顽固的务实，坚定地相信感性经验，对巫术和占星术大加痛斥。
    笛卡儿与培根恰好相反。这是一个追求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科学”或者说科学的方法论的野心勃勃的人。他致力于宏大的体系建构，重视数学，相对忽视了培根重视的实验。他提出了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一切物质包括生物的身体在内，都受到物质定律领域的严格支配。与这个领域相对，即精神领域。同时他证明，有一个完美、仁慈的上帝，作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证据和原动力。他的错误还在于确信灵魂藏在松果腺里。尽管有种种错误，但是他的自信给所有的思想一种激励。他确信所有的人都拥有领悟某些事物的先天的自然能力，这种理性主义唤醒了欧洲，将17世纪变为一个“理性时代”。而且笛卡尔的文风着意为一般读者写作。
    死后他引起更大争议。因为左翼的笛卡儿主义能够导致严重的颠覆即无神论倾向。
    斯宾诺莎则抛弃了笛卡儿的二元论，转而采用一元论，万物都是由同样的物质构成，人应该以自己的存在而不是上帝为出发点。他的思想被人称为泛神论。这种泛神论认为，其他的精神和实体都不过是单一神圣物质的存在形式。一个决定论的宇宙：自由意志不过是我们的有限知觉所产生的一种幻觉。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如此，实际上是出自于上帝的思想，是那个包罗万象的伟大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万物归一，任何形式或部件都不可能有自身的自由。决定论是他的核心观念。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霍布斯。
    另外，斯宾诺莎对邪恶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称之为邪恶的东西不过是一些我们无法知道它在宇宙计划里的终极目的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必要的，我们就得承认一切都是必然的和恰当的，不论它是多么邪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却也被视为异端。
   与笛卡儿相比，帕斯卡认识到数学方法的有限性。他将人类活动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大脑、心灵、肌肉活动分别对应科学、宗教、政治。三个领域不应混为一谈。当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努力将政治和宗教都纳入科学，清教徒将政治道德化，然而帕斯卡认为数学家用几何学来探讨国家或上帝问题，非常荒谬。他的理论目的在于使宗教及哲学的大部分从科学理性的怀抱中解脱出来。
    牛顿的作用乃在于将以上所有人的困惑用一种彻底的科学体系给予了解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为全部物理学的基础，标志着理性时代形成。而牛顿的成功来自于他走在了众人已经为他铺设好的大道上。
    牛顿的成功还来自于他给上帝保留了一个位置，把上帝说成是一项宇宙所遵循的计划的积极维护者。如果说，笛卡儿允许上帝开动物质世界这个机器，此后这个机器就自行运转了。牛顿的世界机器则需要上帝照看它。
    17世纪的天才充满了奇幻的梦想、飘逸的想象和大胆的理论，天才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能够设想任何东西都不是它表面那个样子。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于简单的公式。当然，牛顿的思想同样受到挑战。

      书是很早就看完了，但一直处于印象之中，斯特龙伯格的文笔务实而简洁，清晰而有力度，比起汪民安的挥洒与大量的对比来，倒显得学术分量更为厚重。
    第一章 伟大的传统及其衰落
    斯特龙伯格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始终充满活力，乃来自于其多种来源的复杂遗产，其中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乃至东方宗教等等，崇尚科学的、崇尚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希腊哲学思想与狂热的、献身的、推崇道德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对立，欧洲因此被迫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融为一体，因此就不断地致力于新的辩证的综合。
    欧洲思想传统里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乐观的理性主义，甚至基督教里也有其理性脉络，宇宙存在着一种秩序，上帝作为超验原则的存在保障着这种宇宙秩序。直到17世纪之前，人们仍然觉得观察和感性会玷污理性。西方思想的主流就是以苏格拉底的热忱、柏拉图的洞察力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客受这种信念，抗击非理性主义和怀疑论。肯定通过沉思、冥想、“哲学”获取认知、“智慧”的可能性，并对这种方式予以高度评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沉思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沉思生活高于纯粹生活。
    同时，西方传统也抵制那些轻视物质世界、认为人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正统基督教坚持道成肉身，对肉体更加尊重一些，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相反，这个世界被交给了人类，让人类来支配，由人类来塑造和创造。因此，与东方相比，西方具有更多的人文主义精神。
    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一直是中世纪思想里的强大要素，中世纪不仅是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苗圃，而且在技术上也是颇有成就的。现在它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复兴时期。13世纪，大学已经成型，通过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欧洲人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古代科学、数学和哲学。阿奎那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使人们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基督徒无需害怕亚里士多德和理性，理性与信仰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13世纪末，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的托马斯主义结合开始破裂，两个领域开始明显区分。中世纪经院哲学终结。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与经院哲学家激烈争论。文艺复兴是对一个枯燥乏味的“理性时代”的反叛，人文主义者转向文学，把文学当作破除经院哲学那种毫无想象力的重智主义的毒药。人文主义的理想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直到现在还未过时。人们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用优美语言所表达的最高智慧，而且还会发现那种只有伟大的艺术品才能对人的性格造成的持久影响。这是一种青春的自发性与成熟的智慧融合在一起的自然风格。
    人文主义者是真正的古典主义者，他们对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贡献，固守传统的宇宙观、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墨法和巫术包围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医学从古代以来就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达芬奇作为科学家的才能一直在被夸张。但是他们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思想范围，大量的古代文献被挖掘，被主流否定的伊壁鸠鲁、怀疑论者都被发现，通过考古学形成一种洞察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同时造就了一种精致的怀疑主义，人文主义追求一种优雅的、有风格的生活方式——把生活创造成一件艺术品，把人视作宇宙的焦点和中心。但是文艺复兴必将让位于科学探索的世界。对普通人影响更深的还是基督教以及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普通人来讲成为一个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情。文艺复兴也并没有那么多反基督教的人，他们最初非常同情新教，但是新教对艺术的破坏，天主教徒歇斯底里的“教皇崇拜热”以及下层阶级中爆发出来的各种超乎常理的教派，使他们感到厌恶。宗教改革一方面导致一种更狂热和更不宽容的信仰，同时反映了国家日益成熟、民族主义日益兴起，在对神学狂热的厌恶中怀疑主义诞生。
    16世纪末属于巴洛克时代。从艺术风格到文学，再到当时欧洲的整个思想文化，1570-1650年之间，巴洛克是对纯粹古典主义的反叛，在某些方面狂野不羁、甚至杂乱无序。在某种程度上它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先声。它是适应躁动时代的躁动风格，关键理念是用和变化，要复杂不要简单，要变化不要稳定，要繁复不要单一。艺术上喜欢体积庞大，偏爱下层人物。导致躁动的原因包括宗教不宽容和内战、怀疑主义、文艺复兴的复杂性以及接踵而至的新天文学的首次冲击。代表者蒙田写作上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风格，注重变化和运动，缺少古典的整齐对称。他的风格跌宕起伏，追求震颤和休克效果。他对人类的愚昧和虚妄非常悲观，他对自己的同胞非常厌恶，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为了自己并不真心坚持的观点而互相残杀，不仅残忍而且虚伪，“还能想象出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凄惨而又卑劣的生物更可笑吗？”
     总之，1580-1630年，“是巫术与魔法的时代，也是现代科学和哲学诞生的时代，这是伟大艺术和建筑的时代，但是这种艺术风格缺少定力，很快就土崩瓦解；这是战争、革命、饥馑与苦难的年代，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社会历经苦难而崭露头角；这是奇迹般的巴洛克时代。”

     在那个说女孩要住好的同事之东，是另外一对年轻夫妻的厨房。他们的卧室在五楼。
    女孩同样小巧玲珑，眉清目秀，据说来自西安，历史专业；男的则是商洛人，英语专业。男的虽然看似懒散，而且已经有了他这个年龄还不该有的胖肚子，但是经常在厨房里出现的却是他。据说他做得一手好菜，我经常听到他对女孩说，你先上楼或者你先去洗澡，一会儿饭就好了。女孩是年轻的，也是骄傲的，一次偶然的留宿我被同事安排住到了陕师大进修教师的宿舍，而这个宿舍里恰恰就有这个女孩，宿舍共有三个人，都来自于我们学校，其余两人周末回家团聚，我和另外一个有事在西安耽搁的同事借住于此。这个女孩竟然对周围的人说她对我丝毫没有印象。
    再后来这个女孩回到商洛，走在路上碰到也能对我轻轻一笑了。
    厨房再往东，也就是我的斜对面，原是一家三口。后来他们搬到三楼，这个房间竟变成了一个摄影工作室，倒没有川流不息的照相者，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加工室。主人似乎是宣传部的某位行政人员，不经常出现，一出现也必要忙碌大半天。
    我的正对面原先有一个男学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借住，现在也变成了一个仓库。一个瘦瘦的高个男人，不定时地，或早晨或晚上十点多突然过来开门，取东西，然后再匆匆离去。
    还有一个女人是我聊天最多的。我写到她时心情却很不好。她在学校附近的小吃城卖早点，主要有自家做的豆浆、牛奶、面包、茶鸡蛋。住在我们楼下几间平房里，洗刷时需要到我们二楼来，这样我们就经常相遇。她是最早一个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的人，而且坦率、愁苦。她八岁母亲就去世，还有两个弟弟。奶奶重男轻女，几乎不怎么管她，放学后经常饿着。勉强上完小学，此后是多年的农村劳动；身体却又不好，二十五六才结婚（这在商洛已经是晚婚），三十岁才得一女；女儿今年十岁，却又不爱学习只想跳舞，丈夫在学校后勤帮忙，身体也是干瘦，两人辛苦忙碌哪能支撑女儿跳舞？
    我看她在洗很多衣服，也不戴手套，手又红又肿，显然是因为每天早起受寒所致。我随口一句，你洗那么多衣服？却不料引出她一声长叹，叹自己早餐每日卖到一点，无法给女儿好好做饭，无法给她洗衣服，却又随即哀叹自己是多余人，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她羡慕那些双职工，六十岁退休后给养老院交点钱两人可以尽情快活去，可是她呢，如果女儿不能通过唯一的上学之路改变自己的命运，她和丈夫将来还得顾着女儿，未来是什么样子她说她真的不敢去想。她羡慕我——我又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可以拿一份稳定的工资，她告诉我不要眼光太高，找个能过日子的就行了，人一辈子不过如此。
   我端着盆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她的话一开始就没有结束，我为她难过；我同时也为自己茫然。我同样没有未来，我也不为自己设想未来，我的生活哲学就是像寒号鸟一样得过且过。

    从西面数第四个房间现在住着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妈妈，我们基本没怎么说过话。
   她是来给儿子看儿子的，早早起床，早早睡下，没有孙子在的时候她悄无声息，又瘦又矮多灾多难的身材像鬼魂一样飘过你的身后来洗菜。她的房间正冲水房，似乎她总是在洗菜，总是在洗锅，不洗的时候又总是抱着小宝贝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晒太阳。
   儿媳就是我系一位老教授的女儿，也在学校内做老师。小巧的个子，喜欢穿长到膝的粉色大衣，配高高的长靴，脸色又是粉嫩，用很漂亮的斜长发卡卡住头发，从后面看，倒像一只灵动的小燕子，一点都没有因为作了妈妈就消失了她的美丽。
   不过小妈妈跟我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她的目光全投向她的儿子，至于她的婆婆，似乎忙什么都是应该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似乎也从来没有听见小妈妈叫她的婆婆。她的丈夫，我不经常看到，经常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把自行车放进他妈的房间里。    
   在中国，有多少母亲正为自己的女儿或者儿子看护他们的孩子？怕是一时半会儿无法数得清，但不论在哪里，一张充满了皱纹的干瘦的脸，一双忙忙碌碌始终不歇的粗糙的手，一副又疲倦又无奈又慈爱又宽容的眼神，却是她们的共同特征。
   再向东一个房间，就是那个怪怪的男人一家三口了。他们除了烧蜂窝煤，导致楼层内烟雾迷蒙以外，还在门前摆了一张宽达一米的桌子，剩下的空间就很窄了，我抱着被子出去晾晒时都得侧身经过。桌子上面放着他们孩子的玩具车、做饭时才出现的电磁炉，底下还有一些盛放杂物的小纸箱子。因为楼道里黑暗，白天我在最东头都能时不时听到这家女人“啊”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楼道里人呼唤声控灯的方式各不相同。男人一般都喜欢吹口哨，以这个怪怪的男人为最频，而且声音起伏最大；女人则喜欢“啊”，也有一位更靠东的老师每次都是大声地喊“亮”；大多数黑洞洞的时候我喜欢凭感觉走，实在摸不准谁家门前有垃圾筐或大纸箱了才垛一下脚，晚上十点以后则坚决不垛，怕影响那些早睡的人们。
   继续往东，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孩。正努力考研，而且因为单身，怕黑怕冷，已经暂时住到附近她姑姑家。在图书馆里倒是能经常见到她，最可爱的是有一次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看书，结果因为高跟鞋声音太响，她怕影响大家，从下午一直硬坐到了晚上九点，出来的时候她直嚷肚子饿。
   女孩的邻居是一对年轻夫妻。估计也是在外读书，暑假短暂地相处了一段时间，十一回来住了几天，其他的时间房间只是由一个大红的布帘子蒙着，两旁贴上了大字对联，应该是新婚时贴上的。
   上面这些人的房间都在阴面，我的则在阳面。这对年轻夫妻在阳面最西边还有一间房子，他们用它作厨房，这间阴面的却被他们选作卧室，里面铺上了木地板，小房子布置得很漂亮。女孩杨柳般苗条，男的倒是难得的高大健壮。女孩勤快，洗衣做饭；男的懒惰，总是呆在房子里看电视，饿了就冲着房门外喊他正忙碌的老婆。
   从这对年轻夫妻再往东，是另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的卧室和厨房相连，都在阴面。他们在西安读本科时即是同学，来到商洛后才谈恋爱结婚。现在又双双去西安继续读书，房间闲置。女孩是本地人，很热情，男的却是甘肃人，老实却也大方热情，他们在去读书之前送我两斤面粉，直到现在还剩了多半，除了偶尔用鸡蛋煎一下我实在不知道面粉还能怎么吃。今天意外看到他们回来，原来是为了报考职称英语。就是这个女孩，每次都最大声地喊“亮”，这倒使我感觉她直爽可爱。就是她，告诉我女孩一定要对自己好，除了吃好穿好还应该住好，她建议我把学校配的硬板床换成软床，给自己买套沙发，买漂亮的衣柜，可是一想自己的房间里将会出现沙发与锅碗并列、新床与乱桌共存，我就还是打消了这样的幻想。温暖的房间需要精心的收拾，我现在却不能精心地去做每一件事。   
 

  《西方现代思想史》很厚，足足有六百多页，虽然看完几个星期了，心却一直处于分裂状态，一会儿要备课，一会儿要去上课了，刚坐下来钢琴声或者“在那遥远的地方”又响起了，我只好把它扔在一边。
   放任了很长时间，却终究不忍割下——难道我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在噪人的钢琴声隐忍？逃避总不是办法，大三的学生回来了，图书馆里一下子爆满，不光说话声此起彼伏，甚至连厕所的味道也日益浓厚——难道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在令人悲伤的气味和令人气闷的移动中沉沦？
　　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我的眼光在隐忍和沉沦中逐渐暗淡。我能够想象的美好生活只能是呆在一套自己的房子里，面朝阳光，读到厌倦时方将书放下，读到兴起时却可以出声歌唱。
   在我的楼道里，活得最高兴的就是西头第二个房间的女主人。她大概是在女生公寓里工作，主要上夜班和早班。我能够见到她的时间基本都在十一点。她哼着歌在水房里洗菜，这正是她刚刚下班儿子却还有一个小时才放学的时间，她把自己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为儿子精心准备每一顿饭上。这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儿子却已经上高中。身材高挑的她显然是很爱美的，即使洗菜她也穿高跟鞋或靴子，细细的小腿，极少见她穿拖鞋或平底鞋；衣服基本都是蓝色套装西装，浑身上下流畅利索，却又是一个极简单的马尾巴，小脸型，平添许多妩媚。说话是大嗓门，每次看见我总是关心我吃什么，我说在外边随便吃啊，她也唠叨自家不是面就是米饭，但她的笑容却告诉我她是吃什么什么香的。
   她的老公倒是一般，矮矮的，不太言语，而且也不怎么露面。贾平凹写得有道理，商洛的女人一般都比男人长得好，开放、热烈、敢做敢为、泼辣大胆而又风情万种，男人却多木讷保守，民歌中男人喜欢称女人为“姐姐”。这样的男人怕是只有商洛的女人能够承受吧。
   她的儿子大概住校，因为我想象不出他们一家三口怎么住这么一个小房间。他们的房间上永远都是长长的门帘，只有一次经过的时候，风竟为我敞开一角，只有最简单不过的家具，做饭都是在房子里，这个女人却能这样欢乐，这样美丽。想起那个怪怪的男人和妻子几乎不正面对话，想起那个男人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孩子早就不要他老婆了，我真喜欢这个大嗓门的漂亮女人，因为她很幸福。

    贾平凹自己写了一本《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出的。以他的名望，不应该在这样的出版社出书，而且该书竟然没有正规的版权页。
   不过书是好的。贾平凹虽然把自己的很多农民根性都暴露了，但这恰恰是他真实所在，小气不是靠着虚伪的大方来掩盖的。
   我倒不是说农民根性一定不好，实际上很多根性是国民共有的，但因为阿Q出身在农村，就把精神胜利法归之于农民劣根性；因为贾平凹珍惜钱，把钱平铺在鞋底，就把这归于农民根性都是不对的。很多毛病应该是不分地域、不分等级、不分阶层的。但是，贾平凹自己也意识到，身上有很多压抑自己进一步拓展的东西，比如他根深蒂固地厌恶城市、仇恨城市，比如我上次说过的贾平凹对女人脚的挑剔，等等。
   在贾平凹的成长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当有人问他如何成为作家，他说“得有生活，得从小受到歧视”；另一件是他作为回乡知青的经历，“回乡知青不是落难的公子，政府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文学也是不关心的”。
   贾平凹的心思阴柔细腻，源于他的务农经历主要与一堆成熟女性在一起，他在感受到她们的善良勤劳节俭的同时，却也认为25-55岁的女性集中了世上人的所有缺点，包括长舌善妒、自私心窄、目光短浅、爱笑话人，他受到了其间某些妇女的嘲笑和歧视，他却在不知不觉间也感染了她们的所有这些缺点。
   贾平凹的成功在报复了这些妇女的嘲笑的同时，也让人们正视了回乡知青的存在。与城市知青在文学中得到的安慰不同，回乡知青饱尝的却是乡人的嘲笑，他们重新适应农村生活并不比回城的知青适应起快速发展的城市更为容易。贾平凹并没有在这些回乡知青中淹没，原因倒不在于他有多大天分，而是因为他得到了展示他天分的机会和环境，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和环境。
   从《我是农民》中可以看到很多长篇小说的影子，比如《浮躁》，比如《秦腔》，引生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就是一个自残了的疯子。但是，看过《废都》和《高兴》之后，我却觉得贾平凹的小说最大的一个毛病在于虎头蛇尾。庄之蝶的下场过于突兀，刘高兴在背着五富回家时孟荑纯消失得干干净净；第二个毛病是书中的人物感觉太好，庄之蝶身边包围了四五个女人，他在与唐宛儿偷情的时候被柳月发现，趁机同时占了柳月的便宜，唐宛儿却只能与柳月称起姐妹，这种对《金瓶梅》的仿写令人不解，不好听地说就是令人作呕。当唐宛儿被原先的丈夫劫回潼关后，他却试图通过恨唐宛儿来忘记她。感觉太好的还有刘高兴，刘高兴卖肾给西安人就觉得自己是西安人了，孟荑纯亲了他一下，他说“孟是妓女，只有妓女才这么大胆地当街亲我”；他给了孟荑纯一点钱，他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鄙视一个妓女，而深深地同情了一个比我还悲惨的人”。
   书中的人物感觉太好，或许还源自于作者的感觉太好，在他一米六二的身材中，蕴藏的是他如龙般的志气。在他似乎注定要在农村呆一辈子的十八岁之时，他已经认定自己将来肯定不会打光棍，而且能够找到世界上顶漂亮的女子。成名之后，他在丹凤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他的出生早就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色彩。在乡人对他的追捧中，我感觉贾平凹把这种骄傲也传到了他的人物身上去。    

     我住在楼道的最东头，是一间普通的单身宿舍。最西头却是一个大房间。今年这里主要出入的是艺术系某个班的学生，他们主要在这里画画写字，画的大多是人物素描，同学间互画的为多。于是，水房里经常就被他们的水彩、墨笔染得五颜六色，而且味道颇浓。
    在这大房间隔壁，即是一个老太太带着两个孙女居住。平时老太太基本不出屋，她的活动也仅限于为这两个女孩做饭，据我看，冲厕所对她来说都已经有点困难。她很严肃，见到我从来不说话，却在一次洗菜时塞给我一个大萝卜，告诉我可以凉调，可好吃！我半信半疑地接过，因为在家里这种萝卜只能腌咸菜、做丸子，生吃是没见过。然而，这个萝卜在我桌子上放了两天之后我把它拿起一嚼，却果真是爽口凉甜。自此以后就隔三差五地买萝卜当水果吃。她的两个孙女一个苗条曲致，一个圆满敦厚，两人却都是欢眉笑眼，甚是乖巧可爱。我们的对话仅限于迎面相对的笑容，她们却是整个楼道中我最喜欢的人了。
    第二个房间的人下次再写。今天只想再提另外一个经常在楼道中出现的人。这个人即是楼底中国银行里的一名保卫。他在这里出现主要是来上厕所，不知为什么银行里面的厕所竟不让他使用。暑假我回来得早，他第一次跟我说话，主要是问好。我还以为他是家属院大门新来的警卫。后来他开始向我推销安利的产品。我听别人说他好像是在做传销，此后我开始回避他。他却并不回避我，有一次我正冲厕所而去，他却在我即将推开厕所木门时在我身后说“你好”。他的声音轻柔却甜腻，礼貌却漂浮，太不像个男子。这样的声音出现在身后，我开始感觉这个人有些不对头。
    他这个“你好”来得够执著，即使在大街上，在我低头想躲过去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继续向我推荐安利吧，可就我的经济条件，我是绝对不会去买的。
    这个星期天，我在洗刷间里洗衣服，眼角的余光扫到他出现在我旁边，我一声不吭，他照旧飘来“你好”，我粗声粗气应了一声，他却追加了一句我再也想不到的话——“祝你每天都过得快乐！”。
     我不想说自己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怪人，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很怪，我却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怪来影响别人。这个一直穿一身迷彩服的年轻警卫，在我们这个阴森的楼道里走来走去，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推开厕所之后听到他在身后说“你好”。

    上次西安一聚，分别时心中萧瑟。   
    仅仅一月，沧桑巨变在我们几人中发生。我的28岁，他们的27岁，都是那样的不同寻常。
    去镇安，见张老师，似乎都没有将彻底的悲观消去。我一次次地坐在车后半部靠近窗子的位置，望着如漆的黑夜，前途未卜，命运衰枯，正是我对人生再次丧失信心之时。
   很多事情意想不到地经历，很多人意想不到地接触，他们的姿态种种现身在此时，我因此学会了冷眼看人。
   楼道里的那个男人特别热情地促成了我拉成校园网。他卖线的同学来为我拉线，价格却从最初的一米一块五改成了两块。我没有多说，三个男人都看着我，等我掏钱，最后他们以没有零钱为理由少给我两块钱。
    晚上，这个男人来敲门，眼睛红红的，据他说，他留同学喝酒，因为那个同学似乎还有意向我索要拉网的服务费，大概在二十块钱左右。我一方面听不太懂，一方面也反感这个所谓同学的不直爽，价格突然提高姑且不说，为什么不在当时即给我要什么服务费？而且拉网哪有要服务费的？我很生气，很快把这个男人赶了出去。
    在这个过程中，我几次询问，既然交换机是他出钱买的，要不要我承担一部分费用？他始终摇头，包括他的妻子在跟前，我有点窃喜，只花了八十块钱就可以几年内免费上网了。
    然而，就在上周三清早，我一副黄脸婆样去洗刷，他竟然在旁说要我跟他抬交换机。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跟他抬，抬到哪里去？后来他只好说让我给他九十块钱就对了。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平摊交换机的钱。我一下子愤怒，为什么不早说？我一直在问你！然而这个男人说，你跟我媳妇说去，反正你给我九十块钱就对了。
    当天，校园网就上不去了。我没在意。因为网通还有额外赠的三个月没到期。可是接连几天都没上去就有点生疑。星期天晚上，我拿上一百块钱去了那个男人的屋里。这是我第一次进他们的房间。只有他的妻子在。屋子乱糟糟，而且拥挤得厉害。这个高高的女人穿着蓝棉袄正在包很小很小的饺子。我向她解释清楚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她低头只说一句话，你把插口插上就是了，你把插口插上就是了。
    她的话证明了我的猜测。我却不愿意这种猜测是对的。八点多，当交换机所在的房间里的男主人回来的时候，我敲门进去，走到他的阳台上，我的接口果然已经被扔得远远的。
    接着，女人让孩子送来十块钱，并让孩子请我去他家吃饺子。我给了这个小女孩一袋红枣酸奶，心里却已经决定今后将从此尽量疏远这一家人。

     一点五十，钢琴声准时响起，同时还有男高音歌唱。    
   他们已经习惯了我随后的锁门声。我却不忍离开温暖的太阳，继续赖在屋子里。今天只有一个男生在，听说这是音乐教师的弟弟，受姐姐影响，边弹钢琴边练男高音，“在那遥远的地方”。然而据我私心看来，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练男高音不合地宜，唱歌的地方应该是开阔的，唱歌人的心胸也因此才是开阔的。
   果然，唱了不到一个小时，大约平时人多不觉得什么，今天他早早地就走了。
   我得以继续完成《现代性》的最后一个部分。然而，我的心胸亦在得到放松时不断地变窄。市民的小鸡肚肠怕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小高兴出来的。
   “现代性的冲突”是篇幅最短的，当然并不是最简单的一部分。汪民安用了出乎意料节省的文字完成了这一应该属于他最擅长的一部分。
    尽管启蒙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但除卢梭之外的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并没有推翻君主制的企图，而且多半蔑视民主。这涉及到自由和民主的区别。我将在《西方思想史》中探讨这个问题。
   但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引发了整个欧洲的革命，自由和平等是这场革命的宗旨，由此形成三种意识形态的分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种态度的每一种都使自己处于与某种东西的敌对状态。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是法国革命；对自由主义来说，是保守主义；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则是自由主义。”斗争中保守主义最先失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强调公民平等强调法制强调民主反对君主制上有很多相似点，但自由主义最终战胜将个人意志融入到普遍意志的社会主义，以致现代性的专名权被赋予了自由主义。
   不过自由主义压倒性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其他声音的黯然退场。汪民安说，对现代性的不满像寄生虫一样地一开始就附着在现代性的轨道上。这种不满随着现代性的高涨而高涨，现代性在突进，反现代性如影随形地也在突进。现代性有多少个层面和主张，反现代性就有多少个层面和主张。按照丹尼尔·贝尔将社会分解成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与文化的分法，可以描述这几个方面的反现代性的面目。
   经济上，自然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吹响了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战斗的号角。《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肌理，以及这种肌理不可阻挡的衰败性。这是共产主义在政治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击。这种反击并非针对纯粹的技术本身，而是要针对资本主义体制和技术组成的压迫形同谋，这种压迫性同谋来自追逐私利的个人主义，它血泪斑斑地造就了一个赤贫的占多数的工人无产阶级。这种反击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继承和高潮，他们相信“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一步步地增长，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而法西斯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则是启蒙现代性合乎逻辑的顶点：“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两句话第一句可看作是韦伯的理性悖论遗产。但在韦伯那里，这种悖论还可以取得暂时的妥协性平衡，法兰克福学派却将这种悖论的荒谬性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加以强化和扩大化——它甚至拒绝了整个启蒙技术和启蒙现代性。第二句话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两次启蒙思潮。
   文化上的反击，来自浪漫主义。从卢梭开始，就对工业主义都市对人工技术充满着仇恨，对美好的自然不断留恋。浪漫主义用主体的激情来取代启蒙运动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华滋华斯去质朴的田园湖畔，诺瓦利斯亲近泛神论的自然，威廉·布莱克重返宗教的神秘主义，拜伦则选择了一种“爆炸性的非凡生活冒险”。他们都不再将理性看成是人的全部世界，一再强调内心的复杂和不可估量，并将人性往充满奥秘的心灵深度拓展。现代性，尤其是它的经济-技术体系，恰好就是驱动人在简单化和机器化的路上奔跑，它造就出来的最后产物就是马尔库赛所说的“单面人”。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是对技术现代性的逆动。这种逆动的基础既可能是自然的、神秘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宣称生活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激情和狂喜的拜伦开辟了现代人审美式的生存方式。在他这里，一种现代人模式，沿着波德莱尔和福柯的路线传承下来，这种现代人在人群中表现得冷漠、孤独而高傲。他们“制造了诗人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毁灭的传说，由于庸众的迫害，他们在骄傲中殒灭，但因独立不羁而受到敬仰”。尽管拜伦在年轻的生涯结束前极尽声色犬马。
   美学哲学上的反动，来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又分两种：一种，是乐观的未来主义；第二种是发端于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第一种，未来主义号称用锤子去砸毁古老的城市，用火将记载传统的图书馆付之一炬。求新和进步的时间意识，对科学潜能的乐观，这些都与工业技术的现代性技术并无二致。第二种现代主义，则同这种乐观的现代性隔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壑。它是非理性、反理性的，是悲观的，是怀疑进步的，在现代性欢呼物质的盛大积累时现代主义在其中看到了衰败闻到了腐朽的气息。这是比浪漫主义还要坚决不妥协地对现代性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文化现代主义。他们对社会现代性表现出充满紧张和躁狂的悲愤，同时用这种紧张、狂暴和忧郁撕毁了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伦理观。这种文化现代主义和技术现代性的冲突，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哲学上来自以尼采发端的后现代主义，而尼采的后现代性是通过美学的现代性得以表达。尼采将美学上的现代主义和哲学后现代性嫁接起来。在尼采这里，美学的现代性观念被强行挪用为哲学的出发点：审美不仅仅发生在艺术领域中，而且还发生在现世的生活领域。要以审美的方式——而非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人生。尼采显然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人：他推崇一种风格化的个人，一种创造、自由和充满激情的格调，他的超人是进取的，生机勃勃的，并充满着一个乐观的未来远景，这都是典型的现代态度，包括他对基督教的批判，对世俗经验和感官身体寄予的充沛热情，这都可以看作是“启蒙主义升级的激进化版本”；但是，尼采又在启蒙传统之外，他对理性的攻击绝不逊于对基督教的攻击，他的活跃的对抗式的权力意志概念使得牢固的本质主义发生了决定性的松动，透视主义取代了普遍主义。世界无非是力和力的竞技性结果，而不是一种深层的埋藏着某个基础的派生性结构。启蒙理性的普遍图式让位于力的嬉戏。尼采，通过海德格尔，直到德理达，这个传统使整个现代哲学的大厦坍塌了。
   总起来看，尼采倒更是个各种现代性的结合体，因为这种结合无法命名，且给予他后现代的发端。
   “后现代性首先是从观念上对现代性的反动。既可以将后现代性称作是现代性的激进表述，也可以将它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抛弃和排斥。在后现代性的凝视之下，现代性的暴政——如它一再铭写出来的伟大自由成就一样夺人耳目，它变成了一个难以驾驭的双面巨兽。这样，今天的思想事件就是，要么像列奥·斯特劳斯那样（这个人是谁？），以回到古代并且将古代神秘化的方式来拒绝现代；要么像哈贝马斯那样，充满信心地在现代性传统中来改造现代，将现代性一分为二，然后去芜取精；要么像福柯和德里达那样，对现代性失去了耐心，最终毅然地跨过现代性，来到一个全新的蛮荒之地，并承受着飘摇风雨般的打击。现代性，正是在这里，踏上了末路。”
   最后一段即是这本书的结尾。依然是排比，诗意性、描述性的排比。凭他对断裂的着迷，他自然是喜欢开辟新天地的福柯和德里达。
   然而，或许他忘了，在本书27页，“物质性的现代性进程、被这种进程席卷而去的现代人，以及这二者之间敏感而丰富的经验关系，最后，贯穿在现代时期的对这个进程推波助澜或者相反的冷嘲热讽的各种哲学观念，所有这些，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如果单纯依据这句话，后现代性可以被认为包容在现代性之内，如哈贝马斯。当然，除非说我们已经不是身处现代了。就像尼采激动了汪民安一样后现代激动着很多对它充满期待的人，然而这种后现代毕竟还是知识分子描述中的后现代。普通的商州人依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缓缓蠕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