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朝暮暮营

     每一篇文章、每一部著作、每一个大师的观点都是一个圈套。分别读他们觉得都言之成理，为他们折服，然后当来到一部总结性的巨著的时候，这个巨著就会一一告诉我们他的优点、缺点，才意识到原来这样啊。可是“这样啊”就是对的了？不尽然。美国学者凯尔纳和贝斯特就写了这样一本《后现代理论》来对纷纭复杂的各种后现代作一整体的评比、观照。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评论结果，重要的是他们所评论的对象。评论结果无论怎样，总是有好有坏，充分辩证，读者读得很累，他们估计写得也累，尤其是我感觉有些地方很罗索。先恕我对大师不敬了。
    既然俄狄浦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的特色，精神分析又是西方所接受的使人回归到所谓正常状态的主流方式，所以，要反对精神分析，首要的就是要攻击俄狄浦斯情结。女权主义在这个地方攻击精神分析对女性的歧视，德勒兹、加塔利更将俄狄浦斯作为精神分析进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作为对其的反拨，二者在赖希“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原理之上提出欲望的生产性，欲望的积极性。显然，与精神分析对人性欲望的压抑分析相比较，德勒兹加塔利两人的理论是具有颠覆性的。欲望不是出于匮乏，它自身就拥有充沛的能量去寻求新的连接和展现。欲望更是一种机器，它生产万物，它以一种非连续流动和“间断性流动”方式运行，总是在制造与（局部）客体以及别的欲望机器的连接。而精神分析却将欲望机器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再现剧场，把欲望局限在俄狄浦斯和家庭这一有限空间之中。（最后一句我不太赞同，精神分析应该是将家庭看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否则为什么精神分析会有那么全面深入的影响？）
    在这种逻辑之下，凯尔纳认为欲望机器理论将弗洛伊德推离到家庭之外更广阔的领域，并将马克思的理论引入到一种“由欲望直接投资的”生产现实当中。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做的同样也是将对“克分子”（molar） 社会机器的宏观分析同对躯体及其“分子”（molecular）的微观分析结合了起来。看来，宏观、微观的区分与联系对他们很重要。当然，他们是否认宏观与微观的区别的。克分子代表着等级制、阶层化、结构化、宏观分析，而分子则联系着非固定（unsteadyness） ，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和游牧式（nomadic）运动。这些概念折磨得人得翻来覆去地看，molar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对行为的宏观说明，molecular则只从微观神经细胞的分子活动来解释行为。而deterritorialization也与范式的解体相近，社会的形成基本可以概括为code ,decode ,recode,overcode，资本主义在颠覆了所有传统的符码、价值及束缚生产、交换和欲望的各种结构之后，又重新将欲望导入具有更为有效的限制性的心理与社会空间。这就是deterritorialization与reterritorialization。
    既然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于将个体神经质化（neutroticize），使其成为顺从于权威与法律的、其欲望处于压抑状态的主体，那么deterritorialization就应该开辟使欲望摆脱等级结构和社会强制形式的运动路线，德勒兹加塔利提出应该让个体精神分裂化（schizophrenicize）这种精神分裂自然不是一种实体的精神分裂，毋宁说它是一种过程，一个非中心化的过程，是个体从现代性的规范性主体中获得解放的基础条件，是资本主义内部真正颠覆性的力量，因而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无产阶级”、“终结天使”。自我被视为法西斯式的，是“那种我们必须借助分析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加以拆解的事物之一部分”。他们对“法西斯式的”(fascistic)这个词运用得可真漂亮。 这是一种欲望的畸形发展，可见他们意识到了欲望的两面性。
　　与之相对应，德勒兹加塔利分析欲望的方法被称为“分裂分析”，这种分裂分析借助一种不同的、既非结构性或符号性、也非再现性的无意识概念进行，这种无意识完全是机器式和生产性的，而分裂分析反对的就是那些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以及权威。 实现了精神分裂的躯体或者说解辖域化的躯体被他们成为“无组织躯体”，不是没有器官，而是没有社会关联组织的躯体。
    不过，据凯尔纳所说，二人对边缘人还是抱有警惕心的，“边缘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害怕，以及某种轻微的恐惧”，与福柯不同，他对所有类型的疯子、罪犯及边缘人都抱以同情。终归很多说法都是隐喻而已。这是我觉得理论的现实指导性不强的原因之一。有时我想，为什么没有一种文学理论的诺贝尔奖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他们总是在提出，在晃人的眼，可是它们似乎从来不落到大地上，理论为什么一定要拒绝大多数人？还要拒绝到什么时候？反过来，大众为什么拒绝理论？大众将拒绝理论到什么时候？
    他们的观点继续深入，认为欲望政治终将取代阶级斗争政治。在欲望政治的旗帜下，有一种说法很值得思索，对权力的热衷或顺从并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欲望及其无意识投资问题。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被质疑，列宁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也被放弃。在真正的阶级斗争到来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创造出革命的欲望形式。不能让革命重新将欲望压抑起来。
　欲望政治是从微观出发的，他们坚持政治的宏观性和微观性，取消两者的区别，微观的政治解决不了，就决不能解决宏观的政治，反之亦然。
   二人不断地创新概念，在《千高原》中又制造出“树状的”与“块茎”（rhizome），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懂块茎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它还有另一种译文（stem tuber），也就是说它还是主干的，但是它怎么能够来与有根的树来对抗呢？
    据二人的分析，树状即一种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而块茎则是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没有封闭疆界。比如，马唐草、蚂蚁、狼群、飞车党和精神分裂者（这几个例子马唐草不知道是什么，狼群也算块茎？）。还有卡夫卡、尼采的块茎文本，总之是一种永远处于动态之中具有横向的多样性的东西。
    我想提出一个疑问，俄狄浦斯情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快晕了，下次再写。

      外国文学上完回来了。这学期换班，进度比我原先代的班慢，所以把以前的笔记找出来，还能从容一段时间。
    今天讲的是《红与黑》，在我看来，除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是最难讲的了。还好，又一次痛苦地结束于连那种（或者说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不自然的爱情。
    西方文论今天讲了亚里士多德。我倾向于简单化，因为我本身也理解不了太难的，唉，实在不好意思，第一次上课之前还感觉身体有些摇晃，紧张。今天不紧张了，竟然人也多了。唯一的那个男生据说文论和美学功底很好，这让我有些惶恐。不过，没关系，痛苦地阅读能够转换成虽然简单但愉快的讲授，还是很让我高兴的。
    亚里士多德很多地方都想对他老师做反拨，他做到了，但在某些地方也无意识地回归了。我在网上查阅他的资料时，看到一句据说是他的名言：“没有一个杰出的人物，不是一个疯狂的混合体。”但他在提出文学创作者的条件时，他是反对柏拉图那种失去理智、陷入迷狂、代神说话的人的，他说：“诗的艺术与其说是疯狂的人的事业，毋宁说是有天才的人的事业，因为前者不正常，后者很灵敏。”（《诗学》）可以看出，闲谈中的他和著作中的他有时是矛盾的。还有，“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这些言论也都表达出了一种逻格斯的冲动，与柏拉图对回忆“理式”的期待不说异曲同工，至少有相似之处。
　　我不明白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是否能够证明他对诗与哲学具有相同特质的肯定？他对诗与哲学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是像柏拉图一样截然对立还是选择融合？如果是前者，德里达的解构就很有价值；如果是后者，德里达是否曾从这里获取过灵感？柏拉图树立起的哲学/文学二元对立不但是两种精神活动形式的对立，更是哲学本身自以为的对于本质、真理的追求和文学的隐喻性（非真实性？pseudo-statement）传达之间的对立。而亚里士多德传达出的诗与哲学共同的真实性被德里达改造为哲学与文学都是符号系统，由于符号本身的隐喻性，哲学和文学都深深植根于隐喻之中，这样就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因为真实永远被延异。只有隐喻作为一种白色神话——用白墨水写在白纸上的神话永恒存在。  

    华国锋去世，魏巍去世，又不知多少纪念文章会诞生。他们的确是某个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逝去不一定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因为那个时代早已过去。新时期三十年的成果他们也都目睹了，难以想象这些伟大的心灵在死前会想到什么。生命转瞬间，谁都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好了临死前的充分准备。

    校园里阳光直射，新生报到，忙碌一片。昔日的马马虎虎、今日的全方位，服务日益人性化，招生日益艰难化，这一点连我的学生也都意识到了。无论如何，有爸爸妈妈陪伴的这些年轻人还是让我羡慕的。

    弗洛伊德将自己的很多理论与文学作品相互印证，写出了一些很好的精神分析的论文。我这两天看完了他写的《三个匣子的主题》。
    他认为，在《威尼斯商人》中巴萨尼奥选择那个铅匣子时诉说的理由不太令人满意。这个选择匣子的故事本身不是莎士比亚自己发明的，他也是从一个传说故事借鉴来的，在这个传说中，一个女孩同样要在三种金属中做出选择以赢得王子，同样是铅将她领向了美好的幸福。对这三种金属的解释，有一个叫Stucken的说：“摩洛哥王子选择金匣子——因为他是太阳；阿拉贡王子选择银匣子——他是月亮；巴萨尼奥选择铅——他是月亮青年”
    这样一个小问题被解释成星球神话，弗洛伊德似乎有点不满意，觉得好像并没有解释清楚，神话被放在天上读又被下降现实，弗洛伊的倾向于这些现象产生于纯人类的境况之后才被反射到天国。他认为，《威尼斯商人》中表面是一个男人在三个匣子中选择，实际上是在三个女人中选择，他本来就认为箱子、盒子、篮子等等都是象征着女人的东西。所以，问题变成一个男人在三个女人中的选择。
    这样的内容在《李尔王》中也出现了，不过这次不是选新娘，而是选择那个最爱他的女儿。因为考德里亚拒绝谄媚她的父亲，李尔与她断绝关系。这又是一个最小的最年轻的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例子。
    还有帕里斯在三个女神中间选择最美的一个。一个小姑娘被带来两个姐姐的继母虐待最终嫁给国王的故事。这些都是不同版本的围绕着相同主题的例子。
    但是为什么是第三个呢？考德里亚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爱但是沉默着”，她坚决的拒绝与铅有些类似。巴萨尼奥对铅这么说过：朴素苍白远比雄辩更能打动我。金银是“loud”，而铅则是"dumb"。关于阿弗洛狄特倒没说过她的沉默，她同雅典娜和赫拉都向帕里斯说过自己的承诺，但是在一场很现代的艺术表现中惊人地让阿弗洛狄特保持沉默，由帕里斯表达了他的赞美。（部分法语，没看懂）
     接下来的思路就变得很顺畅，弗洛伊德把这种沉默与梦中的沉默通常象征着死联系起来。沉默在梦中代表着死不但有弗洛伊德的朋友为证，同时在童话故事中也可以见到。我的问题也在于这里，弗洛伊德从梦中转到了童话故事，认为沉默在两种语境中都象征着死，不知道这没有合理性。但他的论述让我想到了十二个天鹅和海的女儿，天鹅们的妹妹为了让哥哥们还回原形必须每天用荨麻编织衣服最重要的还不能说话，最后她因这种不说话的沉默和鬼魅神秘的行动面临着作为巫婆处死的危险；小美人鱼深爱王子，王子也深爱那个救他的姑娘，可是因为她不能说话，所以她无法告诉他她就是那个救人者，最后她只能选择自己化为泡沫（当然她幸运的是没有化为泡沫），也就是永远的消失和死亡。
    如果弗洛伊德言之成理的话，那就意味着选择了最年轻最美丽的最沉默寡言的第三个女孩就是选择了死。那么三个女孩就应该是命运、莫伊莱和帕尔卡或诺恩女神，第三个女神坚定不变的，被称为阿特洛玻斯。     
    把这些发现插入神话，然后再看这些女神的名字就会看到，第二个代表偶然性，命运规律中的偶然，而第三个则意味着不可避免，无法逃避。
    选择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只不过是这么说而已，因为死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个人在命运的指导下都会去选择它。这样解释势必会很让人失望。而且似乎跟各个故事也不符合，阿弗洛狄特是美与爱的女神，威尼斯商人中她是最美的最聪明的女孩，李尔王中她是最忠诚的女儿，我们怎么能把她们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在东方人那里，母亲神就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 而且，由于人的想象力总是期待更美好的事物，所以会将死亡转形为最美丽最让人渴望的女人。
    问题还可以进一步阐释，戏剧家使用什么方式来继续这个主题。为什么考德里亚会死去？李尔王有三个女儿？因为他是个老男人了。弗洛伊德虽然不想否定《李尔王》原先的主题：不能在活着的时候放弃财产，在面对谄媚时应该明辨，等等，但是，他认为莎士比亚应该还有别的意图。李尔王是个老男人，正因如此，三姐妹显现为他的女儿；但他还不只是个老男人，他是一个快要死的男人。他分掉财产使得他丧失所有的力量。但是，他却不愿意放弃女人的爱，他坚持要听到他是如何被她们爱的。李尔最后在舞台上抱着考德里亚的尸体，她其实就是死神，从战场上带走了死去的英雄。终极的智慧，在太古神话的遮盖下，告诉这个老男人应该放弃爱，选择死亡，与死神和解。
    最后，弗洛伊德认为可以将问题这样来总结，这三种选择代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种不可避免的关系：这个女人生养了他，这个女人是他的伴侣，这个女人毁灭了他；或者，他们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母亲的三种形式：母亲本人，他按照母亲的样子选择的爱人，最后地球母亲再次接纳了他。但是一个老男人乞求女人的爱是白费力气（这应该就是李尔失败的原因），因为他已经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了这种爱，命运第三女神将会在最终拥抱他。

    好多背景不懂，勉强读到这个程度。啊，下午还有外国文学。今早刚上完西方文论选修，值得高兴的是，第一次来了五个女生，这次来了接近二十个，还有一个男生。
   

        今天系上又开会，新来副院长推出了一整套的教学改革思路，弄得人心沉重异常。
    而且会开到接近五点，下午备课的计划泡汤，明天还将有两节外国文学，两节西方文论。可是上帝，当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吃完晚饭，乘着明月清风回来后，拿起《西方文论史》愣了半天硬是没让一个字进入我的心中。
    电脑用的时间长了，一直发出嗡嗡的声音，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白噪音吧，用一种电子的声音掩盖了外界的车马喧嚣，却又在万籁俱寂时向你强烈地轰炸。
    去吃早饭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些消失了的农民，他们以游牧的方式活跃在去买菜人的必经之路上，这就是德勒兹和瓜塔利所说的解辖域化吧，官方不断地制码，而总有一些游牧者充当解码者。历史上的毛泽东能够通过打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胜国民党，今天的农民绝不能回复历史的辉煌，他们只能在城市主管者疏忽的时候作短暂的小打小闹，然后在被发现的第一时间卷起大包飞速逃窜。他们的姿态是左右四顾的、谦卑的、乞求的、逃避的。假如不幸，他们被逮着了，他们的游牧资本就会被没收。但是，春风吹不尽，他很快会再次筹集起游牧资本作下一次侥幸的冒险。
    这样的战争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或者，游牧的冒险被彻底击破，血本无归，矛盾激化；或者，游牧者廉价的蔬菜、日用品被城市居民接受，他们将向政府提出要求，于是游牧者成为官方管理下的一名正式营业者，与大棚里的卖菜者握手为欢。问题在于，游牧那点小小的资本付不起官方大棚的保护费，于是，游牧依然是很多农民的选择。唉，想爱大棚真的很难！

     开学前心里是恐惧的，长久的封闭生活已经让我不太会与别人打交道。宝女人利用职业之便经常给我打免费电话，帮我打断几天不说话的沉默。
    而我对她却什么都做不了。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安慰者，好的安慰者应该是心底澄明的，同样受苦的人只会将对方的痛苦与自己的相联而忽略了安慰的要义。
    然而只有安慰仍然是不够的，对于上海滩也如此，甚至她都不需要。我真想快乐的歌声在我们四个人中再次清澈地响起，让宝女人修长的小腿再在“纯正”K歌的桌子上挑动起每一个人的passion。
    今年上的课非常难，西方文论的选修，外国文学换班续代，还有即将要来到的大一的文学概论。昨天下午，西方文论，只有五个女生欢迎我，其他的都冲到了“影视欣赏”或者“红楼梦研究”。没关系，我照样讲得忘了时间。今天上午，外国文学，陌生的面孔，有些遗忘的备课内容，然而我还是应付过来了，刹那间意识到简爱拒绝的勇气，在罗彻斯特那么狂野地绝望地挽留她的时候，她离开了。单从这个角度，简爱的魅力犹存。软弱的是罗彻斯特。
   然后把自己解放到菜市场，吃惊地发现路边的小摊不见了，肮脏的大街上干净了好多，原来小贩们都被规划到了统一的内部大棚式菜市场。我既喜欢干净的大街，也想念那些只拿着几根丝瓜几把小白菜就来卖的老人，干净的代价恰是他们的被逐。我知道会有很多人想念他们，包括刚刚来到的英语系老乡。再次想起在兰州看到的那个卖烧烤的摊子被城管砸烂收走的夜晚，女人凄厉的哭声还能想象得到，这些老人不会有凄厉的哭声，他们从此将卸下肩头沉重的担子，不用一步步走到这个小小的菜市场了。
   我曾经跟随在这样一个老人身后，他绕近路从学校后山翻过来，再从校园最北头到最南头，最后出校门过马路到达菜市场。他很瘦很矮没有我高，他的筐很大，他的腰上绑着一根绳子，鞋子很破，赤脚。他的担子似乎压在我的肩膀上。
   下雨了，美好的夜晚，几天来的躁念平息了很多。不远处的青山依旧巍然不动，嘲笑着陋室里如热锅蚂蚁般的我。让雨滴打在我的伞上，让我贪婪地享受“远离”的自由，远离尘嚣，远离图书馆里装修的声音、宿舍旁边车马的喧闹声、频繁有人用力关门的声音、因楼道黑暗不时响起的男人的口哨声、女人的“亮”声，远离突突不止的小三轮、随时停止的公共汽车、无理的出租车、骄横的警车、陌生的当地口音、肮脏的厕所，远离德里达、德勒兹还有什么后现代。没有一个文学理论的诺贝尔奖，我们为何在细枝末节上较真？什么是树？什么是块茎？有中心还是没中心？当我们准备安静地读书备课，刺耳的音乐或者装修将这段安静打断以致很多人的时间被同时浪费，我们究竟是该寻求差异还是该寻求认同？一个落后而看似安静的小城，实际上每个微小的角落都有无数刺耳的喧嚣；一个发达的喧闹的城市，在私人的房间里却有着隔时空的寂静，这又是块茎还是树？我们应该是改变整体以求改变局部还是只求把局部改变了整体自然就会好？有时候，文学理论真的只是在玩能指游戏，它们对生活的现实指导往往会导致无从下手。而一种理论，只有能够应用于现实化为现实中的一部分，才能真正为人所掌握。
   那我该做什么？学生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老师，暑假我卖衣服了，赚了六百块；老师，你也去卖衣服吧，自己开一家小店，比你当老师挣钱多。我说好啊，真的可能有一天，我把书本一扔，把书架送人，卷着被子去开饭馆或者茶馆咖啡馆，我将书本中的浪漫移到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些理论我会死吗？理论终结了生活才会真正开始。

    为了让自己的脸与自己的声音不至于太不协调，我不再在深夜里哭泣，不再固执地要记下那些飞逝的火花，不再做任何尝试性的努力。
  觉得自己真的很笨，不是傻，“傻”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很聪明的人，而笨则是无可救药的愚和蠢。当年的那些无用功如柳成荫般地泛滥为如今镜子里那张脸上的眼袋、黑烟圈和每一个个相连的暗斑，我才知道拥有一副明亮光滑的眼睛是多么让人欣喜。
    但美丽的精灵们却大多在深夜歌唱。上海滩在8月29号那天凌晨 01:30:00、01:34:00、  01:41:00、01:42:00先后写了四篇日志。读完之后，我在去图书馆看书和出去散步之间选择了后者——实在忍受不了，上海滩的挣扎还有她有时变得平静的冷眼、看穿生死的成熟，间或还有她对Z的依赖，在深夜之中，在深夜之中它们执著地叫着一个字，“爸”！
    还有宝女人，这个有时醉生的女人。在万般绝望之时，我都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解脱。我是平静地堕落，日复一日，于无知觉中变成一个大街上的隐身人；她却是张扬地自我狂欢，每一个细胞里都充满诱惑力。醉眼朦胧之中流下的眼泪不要指望有人怜惜，一个男人究竟会记得女人什么或者究竟会记得什么女人——说得好——可是我们究竟记得男人什么又究竟会记得什么男人呢？除了表面上的性别差异，他与我不过都是会走的生灵。不应该总是回忆他对你的温柔，这会让我们更加痛不欲生，导致你们分开的肯定有他的残忍。
   何必如此伤心，既然他早就决定弃你而去，或许还有相互的放弃？我们只不过是为不完美的自己承受必要的煎熬，当翻来覆去你的眼眶仍然充满泪水，你要记住，爱情或许真的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深夜的哭泣把它放大了。
   相比之下，一个喜欢逛街习惯大把花钱喜欢吃肉喜欢收拾家务的女人出现在上海滩写在白天的文字里，因为Z的出现，一切烦恼、焦虑、急躁全部转嫁，这个女人对感情的态度从隐晦一步步变得明朗，我真喜欢她的这种明朗，就像亲眼看到她急切地投入到他的怀抱里。从生死病房里走出的她，和在用心做彩纸贴的她，都是一个幸福的幸运的女人。

    系上新来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都很健谈，问题喋喋不休，每一个我几乎都与之聊了三个小时。看着她们明朗的笑容我在想，去年我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让曾经接待过我的琳琅感觉无可奈何？因为作为一个不自觉中已经适应的过来人，估计只想回答一句话：我们当时也是这个样子，过一段就好了。
    但是她们的确年轻，充满活力。有一位姑娘的芳名只有一个“鲜”字，这自然让我一下子想到《闯关东》中一辈子放单的鲜儿，但此“鲜”已经结束了与老公五年的马拉松恋爱，在开学之前平静地完婚，用她的话说，就是抓住了自己的幸福。她穿着休闲长衫、宽口平跟运动鞋，背一个细带子的小背包，一脸文静淡定的笑容。在她的名校面前我有点羞愧，她对我说，不要否定自己那么辛苦的努力。一句话如醍醐灌顶。
   另外一位笑得豪爽，是我的老乡。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头发像瀑布一样又滑又长，圆圆的脸上戴了一副眼镜，倒不增添她的知识女性气质，反而显得她有些可爱。
    幸运的是，英语系还来了一位老乡，与之相伴的还有她同样是马拉松跑下来的男朋友。而且，我们竟然拥有一段网上奇缘，最初她在了解学校的时候发现博客上的我，此后就成为她一直关注的对象，在我不知晓的状态下我的那些碎言片语向她传达了学校的某些信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她来到这里的决心。一见面她就甜甜地叫我姐姐，单纯的没离开过家的小姑娘啊，你可知因为你的决心我的肩上似乎骤然加重？而你们与心爱的人相守六七年所形成的亲人般的依赖又是多么惹人羡慕？
   交流是愉快的，大家都是坦然相现。不像我们去年，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他们都拥有着看起来比较舒服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更自信，更阳光，更快乐。为什么他们拥有的我都没有？They are all so happy,why not I?这是《当幸福来敲门》中黑人爸爸克里斯的感慨，正是这种感慨促成他要去做他相信自己能做好的stock broker。我也应该去pursue happiness。因为幸福不会主动来敲门。

    这一周在我读书持续低迷的状态下，博客的浏览量却似乎每天都在飞涨。在开学前这一天它突破了两万，我记得去年此时突破了一万，套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一年的增长量超过了历史上两三年的增长总和。我感激这个大巴平台，尽管它在新浪搜狐天涯面前太过朴素太默默无闻，然而这里却是我说话的地方，其实我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因为，我可以在这里说话。

    卡夫卡写过大量的速记式的短小故事，很有特色，也很可笑，很荒诞，老鼠被猫抓住了，他对他说你的眼睛好可怕。猫说，没关系，以后你会习惯的。我们对外界的事物实际上往往并不是那么清醒的，生命危机万分时我们想到的可能只是对方衣服上的油乎乎的斑点，就像米佳被警察从美丽的格鲁申卡身边带走并搜身时他只为自己变形的大脚拇指和好久没换洗的内衣而羞愧，而丝毫意识不到他将要面临的弑父审判。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学习这种速记方式。
    对“噪音”的担忧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比比皆是，《教堂里的紫貂》、《督学与老师的对话》、《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以及中篇《地洞》。他像一只敏感脆弱的幼鸟，“对上帝的礼仪连同它的噪音也许对于这个动物是可怕的，但它每天以有限的规模重复着，在节日扩大规模，总是保持着规律，而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而这个胆小的动物应该可以习惯于这种环境的，尤其是当它看到，这不是来自追逐者的噪音，而只是一种它根本不懂的噪音时”。可是“它仍然害怕”。在《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中，这种噪音威胁到平静刻板的老光棍的生活，他不得不采用一点人类的狡诈将其驱赶，在《地洞》中，这种恐惧被进一步放大，一个完美无缺、万无一失的地洞在这世界上能够存在吗？一个安静的让卡夫卡可以绝对安心写作的地洞能建成吗？永远都会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声音的入侵，因为是主人才会有这种害怕，可是我们还能够对什么做主呢？日复一日，我们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注意力放在了“他者”身上。无论噪音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它都已经在我们的脑中埋伏，向着脆弱的神经发动或微弱或嚣张然而持久的进攻。
    在这样的进攻下，卡夫卡只能投降，趴在地上向噪音制造者们乞求。卡夫卡也是勇敢的，即使已经乞求，他还是没有选择逃避。
    那天看一新闻，说一河南妇女因为什么问题没有得到政府解决，在自己住的楼层上先后装了小、大喇叭，对着喇叭开骂，她想骂就骂不择时间，如果不骂就会恶心头疼。骂了一年，她的什么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附近的居民倒装上了三层铝合金玻璃，还不得不忍受用卫生纸、棉花球塞住耳朵的生活。由此，噪音不但是如人所说神经衰弱者所谓的娇气病，同时也是每个人生活中的杀星。每个人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耳朵，每个人也都有义务保护他人的耳朵。
    如此，当幸福来敲门时，我们就不再是惊弓之鸟了。其实，《当幸福来敲门》中文名译得不好，本名是Pursuit of happiness，即幸福还在追求中而不是走上门。电影里面那位黑人爸爸可以用好多词来形容，热情、善于与人相处、热爱家庭包括妻子和儿子，热爱工作，心灵手巧，但是我想可以用这几个字：这个男人不绝望。被警察扣留、被汽车撞、穿一只鞋上班、妻子离开、被房东和汽车旅馆赶出每天排队住救济所、无工资实习六个月、卖血，等等，他就像海明威笔下孤独的桑地亚哥，这也是一个永不被打垮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好莱坞关于苦难—奋斗—成功的喜剧。很煽情，也是属于励志片，目前人气比较旺。

      中文世界另外一个本质性的特征是它是为音调语言设计的写作系统。这种交流系统肯定是中国首先引起外国人注意并使其目瞪口呆的东西。语言学家们知道中文像其他语言一样能够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传递信息，发挥自己的功能。转换生成语法的当代理论家们试图并已经成功地阐述了中文语法的一些规则，使这些规则符合世界通用的推论。我们不要考虑古典中文和各种各样诗歌的类别，这些混在信息之内，把它编织成很多省略和浓缩。今天所使用的日常语言，也就是人们最先对其产生意识的“白话”， 音调在区分意义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在所有的音调语言中都存在，而且也符合心理语言学家们的发现，也就是说，语调的多样性和语音的抑扬顿挫是声音世界中最首要的元素，孩子们能够掌握并且能够复制。而在一个不建立在音调基础上的语言环境就很容易忘记。被音调语言环绕着的孩子们就能够记住他们，并且很早就学会。所以，中国的孩子们就比在其他文化环境中的孩子们更早地就参与到社会交流的代码中，大约在五六个月左右，因为他们很早就能够地辨别出他们语言的特点。而且，因为这个年龄阶段对母亲身体的依赖强很强，所以，母亲心理-肉体的印记作为一种潜在的但是活跃的交流结构就塑造了音调的表达，
   　克利斯蒂娃在中国的 Pampo Museum遗迹上参观，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居住环境：圆形的在地上，方形的稍微在地表下。这是表明性别的区分吗（男人，女人）？还是实际用途不同（家，或者地窖）？ 或者意味不同的历史时期？ 粟、菜种、野生植物种子的化石暗示农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女人收集野生植物，在房子周围培育它们，女人发明了农业，这使得她们在社会中占有主要的甚至政治的地位。”“男人则主要打猎和打鱼，后来则饲养动物。”村庄在漳河边，有很丰富的鱼。鱼是一种图腾，这在陶器上有反映。村庄中心就是最老的女祖先的房子，晚上靠在炉火边男女分成两个经济实体聚在一起。村庄外有某种像是护城河的壕沟一类的东西，公墓和陶器场紧挨着。有用红陶做成的器皿，大小不一，口都很宽，有或者没有喷口。一些上面有题字——这是书写的先驱——有描摹，有文字，有占卜预言。其他的有很优雅的设计，颜色是黑色的，红棕色的，鱼，成双成对的鱼，或者简单的方形，圆形，三角形，根据常熟方的说法，这些都是早期对鱼的再现。但是，有两种野鸟，大象，长颈鹿，似乎并不是住在这个地区的：这是人们想象的结果，还是外来者的回忆？无论怎样，人们可以在陶器上发现女人的手指甲的印迹。女人不但培育庄稼，还做陶器做饭。一些陶器是手工浇铸的，一些看起来像是被扔到车轮子里。一个被用来取水的陶罐显示出它对重力法则有一定的经验了解。一个陶罐上有蒸汽来代表做饭。所有这些，根据常熟方，都证明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知道，坟墓本质上是母系的。女性的坟墓里的埋葬物品像陶器，手镯，骨制的束发针，口哨等等，都比男性多。孩子们与女性葬在一起（只有婴儿们不允许被葬在公墓，他们的尸体被放置在瓮里，与房子相隔不远）。这里坟墓通常是这样的：男性与男性埋在一起，女人跟女人埋在一起。但是在西安的同一地区，另一发掘出的洞显示坟墓的存在是“女性祖先占据中央位置，周围是家庭其他成员的骸骨（毫无疑问是两种埋葬风俗，首先是两个性别被分别埋在不同的墓里，然后，这个家庭就被放在祖母周围）。殉葬没有出现在这一时期，在母系社会里就不存在：尸骨中没有一个呈现为暴力死亡。最后，根据常妈妈所说，中央女祖先的的房子，似乎也是核心会议场所，氏族中的事件都是集体决议的，没有父系的支配或者私有财产。最近的绘画证明了常熟方的结论。有一张显示一个女祖先，年轻时候的特点更像乌克兰人，带领着猎人、陶器工人和农民。在最近的发言中，毛泽东本人似乎也很确信她的存在：
　　“（在原始社会）还没有那种将妇女与其死去的丈夫一同埋葬的风俗，但是，她们被强迫听从于丈夫。最初是男人听从于女人，然后，事情转变成其反面，女人听从于男人。历史的这个阶段还没有被证明，尽管它曾经持续了一百万年左右或者更多。阶级社会产生还不到5000年。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修饰了陶器。简而言之，一个吞吃了另一个，一个推翻了另一个……”（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对话》，1964.8.18）
　　对黄金时代的白日梦吗？恩格斯理论与中国人历史偶然的结合？对考古事实的肤浅的解释？也许都是。但是，这个谜仍然存在：一个权力中心的母亲。
　　这是我们所听说的封建中国在性的论述和色欲的仪式上位居中央角色的种族母亲的某种回音吗？所有可追回到公元一世纪的房中术手册都描述了一个女人作为做爱的主要发起者，她不但懂得技巧，同时还有其秘密的（炼金术的）意义和它对身体的好处（长寿），这些是什么意思？而且，她被描画为她对享乐的权力是无可置疑的（一个法国女权主义者用在心理分析语境中，表示器官的和象征意义上的快乐是同时的）。因此，三个女性形象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教给国王性的神秘意义，就绝不是意味着柏拉图式的：shunu，suannu,carnu，非常明显，在这些后来的“主人”进步并用军事属于掩盖起他们的表示爱意的建议之前，她们比前来咨询她们的男人懂得更多。但是，不管这关于做爱的建议是被一个女人或一个专家“主人”所泄漏了，都与女性的快乐首要相关。性交前的爱抚被很广泛地讨论，行为本身的目标都是女性的高潮，人们认为女性有一种永不衰竭的“阴”本质，而男人，这个享乐中精巧的技工，期望抑制他的性高潮以获得健康和长寿，即使不是永远不死。我们可以想象其社会原因：一夫多妻需要在多个妻子的关系之间保持某种秩序，她们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得到满足，这样闺房里才能保持和平；显然，这唯一的一个男人必须平均用力。不管什么原因，这种享乐的与精神肉体相关的结果是，女人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不重要的，贬值的，这种结果的代价是由菲勒斯主导的性经济。进一步说，这个男人既不是主人也不是活跃的，性高潮中产生诱导作用的主导，只是两人中的一个（每个人都是既男性又女性的，不同的只是程度），所以性交就变成一种相互的交换：一个人缺少的正好由另外一个人提供。不是平等主义的，所以这种性交就是生殖性的：性的论述是为了婚姻生活。他们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其积极性，对待性的态度是自然的：在这种对快乐的精致追求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有罪的。我们认为性欲颠倒、倒错的东西恰恰与这些风俗融合为一体：女性同性恋。女家长制生活方式的遗留或者一夫多妻家庭的暂时妥协？女性过度的性欲和手淫不仅仅是被“容忍”——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完全自然的。有关性的论述中提供了很多详细的同性恋和手淫的细节，有些还相当复杂高级。问题是欺骗的妇女：她尽力被称为男性，装扮成兽性的、压制性的男性诱惑者倒错了阴阳二元性。男性同性恋看起来更有问题，即使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早期的汉朝，公元前统治；特别的是宋代，1127-1279；还有明朝，1368-1644）：男同性恋非常公开，唐朝时则以“伟大的智力上的好朋友”的名义为掩护。但是，没有被隔离为一个特别的案例，一个背离，或者一个性的怪癖，同性恋在生殖性欲的潮流之中就像虐待狂与受虐狂一样被传播开来。Van Gulik强调，性欲倒错的例子在中国很少。或许应该更准确地说，性欲倒错就像隔离一样少见；但是所谓的性欲倒错的行为混入了性爱行为，在性爱行为中，只要是能带来快乐的都是“自然的”，前提是这种快乐包含了两个性别。一个人可以同性恋，可以虐恋，也可以受虐恋；但一个人不被定义为一个虐待狂，一个受虐狂，或者说一个同性恋。

　　克利斯蒂娃想为中国确立一个阴性的形象。但她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有人质疑，她将中国文字典型化为西方拼音文字的他者，将道家思想视为阴性中心而实际上道家更强调两极之相互转化补足，她的论点反映出的是一种西方男性化而中国阴性化的歧视。实际上，她扮演的就是一个白人中心的“男性”角色，而中国则与“女性 ”同一。我只求借此机会学习英语，但发现这样的阅读让我陷入困境，没有知识背景经常寸步难行。

   与之相伴的是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很好看，但是阅读尚未完成，同志已经丧失努力。

     赵一凡的《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正好与伊格尔顿的《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有很大部分内容上的重合，本可以作为进一步巩固的好书，只是这周心情浮躁，加之似乎对赵老师嬉皮油滑的风格不太接受，所以一直拖到今天都没有读动几页。
   不过赵老师对名人轶事比较熟悉，所以知道了拉康娶了色情史专家巴塔耶的前妻西尔薇娅，知道了汉娜·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生命的激情，创作的灵感”，知道了萨特依赖兴奋剂写作，导致晚年几次重病，眼睛失明，知道了克利斯蒂娃在罗兰·巴特心中的分量和她对巴赫金进入法国学界不可估量的引介作用。有意思的是，拉康在1939年与西尔薇娅同居，1953年方才正式结婚。
   对后结构主义的阅读主要在《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朱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克利斯蒂娃的《有关中国女性》（节选）及对解构主义的总体介绍、德里达的《结构、符号和人文科学话语中的游戏》。我用每天早晨的黄金时间连续读了好几天才稍稍读懂前两篇，德里达的原文还需要再努力去啃。速度太慢显然还是因为对理论不熟悉。阅读之后，又将其一一翻译出来。
   然后又读了马新国《西方文论史》中对德里达及耶鲁四人帮的介绍。感觉几本书中对解构主义的介绍并不很一致。总之，头脑还是乱的。暂时先把《文艺批评理论》中对解构主义的总体介绍译在这里：
   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是空间中存在的，人们认为它的存在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存在从属于不同的解释。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态度，相信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既定的结构。后起的结构主义者则更“注重实际”，认为结构是主观的建构，避免谈论结构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这种更“注重实际”的态度在第三种对结构主义的理解中显露出来，这也就是解构主义。比如罗兰·巴特就说过，“结构主义实践”通过解剖和联结得出的结构并不是某种客观的实体，而是批评家“编织”出来的。在1968年出版的“作者的死亡”中，在抨击了将作者视为上帝将意义视为神学信息的同时，巴特认为作为结构的文本“被它的各种反复、各个阶段穿起来，但是没有尽头，没有末尾，写作不断地提出意义，但又总是将这种意义蒸发使其消失：写作寻求一种系统的意义的豁免”，而读者则“跟随所有写作得以建构的的踪迹”。在结构主义者文本中赫然耸立的稳定的结构，在这里已经被认为是非中心的，这是能指游戏的结果，与其说作者的死亡引起的是读者的死亡不如说是结构主义的死亡。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转向有或多或少的人文主义倾向，但是这种转向却有些不合情理地出现在结构主义的高峰期。
   解构性的思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比如希腊哲学，或者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与曾子。维科在1725年说过，新科学本质上就是“结构主义的”，但是这种结构是人类思想而不是什么既定模型的反映。即使是在索绪尔这个结构主义的鼻祖那里，语言符号的任意的本质和意义的区别性已经显示出结构的非稳定性。20世纪的马丁·海德格尔将科学上的陈述“解构”为真理宣告的唯一方式。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文学语言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虚假的叙述，远离真理。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并不在语言的陈述中，而是在陈述的对象中（？）。果真如此，语言就只是与真理相关的唯一方式。而且，在处理想象的目标时，文学语言比科学性的陈述更富有效果。
   20世纪60年代政治的剧变在法国思想界激起了激进的反应，结构中自我颠覆的本质开始进入像福柯、德勒兹和罗兰·巴特这些理论家们思考的重心，他们的可读的/可写的，愉悦/享乐（突然的、不可预期的享乐）还有文本间性已经将文学阅读的嬉戏和不确定性推向前台。词语“解构”被认为由解构主义的发动者雅克·德里达铸造，最有系统性的解构思想在他1970年出版的的哲学著作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播撒》和《立场》体现出来。
   德里达在法国的影响没有福柯大，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于美国学者的响应。解构主义的风气在20世纪60年代末传到美国，主要归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森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结构主义的会议。在当时最重要的结构主义专家面前，没有多大名气的德里达读了他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在结构主义正处于巅峰期之时宣告了它的死亡。德里达说，任何结构有一个固定的起源作为其“结构性”的中心。它不但允许同时也限制其构成成分的自由游戏，它既组织又不断平衡这一结构。然而，为了稳定结构，这一组织者却不是组织的一部分，所以自由游戏不会影响到这一中心。在这一意义上，中心既在又外在于这一结构，既是又不是这一中心，没有中心的结构因此就不再是一个结构。
   对德里达来说，这里的结构是对任何具有中心的“在场”的隐喻。更精确地说，西方隐喻的传统依赖于中心的一系列转换，上帝，真理，人或良心。德里达认为，任何这样的在场都是意指的功能，由语言实现。语言，在解构主义的话语中，是以其偏激的形式形成的一个差异的系统。任何能指只有在与其他能指的区别的基础上才能呈现它的所指。换句话说，在一个符号里饱含着其他所有符号的痕迹（所指的播散），它的“确定”的意义来自于这些踪迹的自由游戏，因此是不可能被准确说明的。随着二元对立的瓦解，“深层结构”或者结构主义所谓潜藏的普遍的意义就不见了。这就是德里达著名的“延异”概念。
    在解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之时，德里达并不仅仅因为一元论领先于二元论，就拿一个来对抗另一个。他解构了上帝的存在和人的中心性，但这种解构不是毁灭。德里达主义毋宁说是一种复数，一种多元论（虽然更激进一些），促动所有结构内构成成分的自由嬉戏——他们是相互称赞的而不是相互排外的。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更准确地应该被称作“后结构主义”而不是“解构主义” ，“作为一个思想者，德里达将结构主义的洞见带到了它们所能深入的尽可能最远的地方，使其与索绪尔的《教程》保持一致，弥合了它的不一致的亏缺，虽然这使得德里达显露了这种缺陷。”就拿“椭圆”为例。拉丁语中ellipsis 是英语ellipsis 和ellipse的词根，意味着一种有缺陷的圆。就这个概念德里达试图去揭示一个新的圆总是带着它母亲圆的痕迹，但是与此同时又是不可避免地必然地不同于后者。它退后到起源的圆，但是这两个却不会是同心圆。
     德里达不是第一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大学提出解构结构主义的人，但是，在第二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却质疑了极端的二元论，压制了结构主义的还原论。尽管很多美国批评者对解构主义思想还有所保留，但是作为一种探索模式在美国学界中却被迅速接受。耶鲁大学的学者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就对解构主义全盘接受并发扬光大，从1975年到1983年形成了一种 “批评霸权”，而在1983年德·曼去世、米勒在1986年离开耶鲁大学和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德·曼写于二战期间反对闪族人的文章发表之后，这四个人的解构主义光彩就黯淡了。
   米勒是耶鲁四人帮中最重要的成员。他最为人称赞的是他对解构主义的捍卫，是对相反的事物和差异的非常精彩的解构分析。“作为寄主的批评家”是非常好的解构阅读，在文章中，米勒“将符号放置到了不连续的、区分的不和的修辞力量中间”，“ 并且让符号自由地产生令人眼花缭乱的语义失常效果”。他将通常的寄生的解构主义批评转换成了解构阅读策略的精细说明。追溯到印-欧语言像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或者中古英语，米勒富有才华地展示，“寄生者”的内部包括同一/差异，在/外，主人/仆人，主人/客人（寄主/寄生），朋友/敌人，吃者/被吃者等的踪迹，所以，米勒将解构主义转换成“修辞学原则”：寄主的语言尽可能使得一个人追溯到更远，而有特定文本的寄生者则会走到它的极限。这样一种步骤地目标是为了显示，像所有文本一样，诗歌是不可读的，如果说可读则意味着一个单一的、明确的解释。这种可读性就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形式，相信意义独立于人类用语言再现它的努力而存在于世界中。
   最终解构主义的目标，对早期的德里达来说，不是这样的文本阐释，而是政治干预（解构，我一直坚持，不是中立的。它干预，介入）。但是，解构主义的干预是“伪善的”，因为，正如福柯所指出的，德里达引导他的读者进入文本，在文本中，社会现实和力量斗争的痕迹都是不可见的，最坏的是，他们从来都不能走出解构文本的迷宫。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作了类似的批评：“德里达的哲学语言暗中摸索它自己的概念囚笼，从内部描述它，就好像它是唯一的可能的世界，而其他人却不能想象。但是米勒来说，解构主义是一种快乐：除了保持围栏和一种受罪的、被剥夺的清苦，语言的囚犯-房子可能是一种享乐的地方，扩张的地方。
    对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最激烈的攻击来自于哈迪·瓦特。解构主义是错误的，不但在学术上（它不承认任何原则界限，不管是主体的或者方法的）和哲学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同时也是认识论上的，因为它将西方批评事业的所有传统混为一体。对文本的迷恋偶像化与对语言的神秘化只是服务于一些特别的智力，比如中世纪中有特权的牧师。作为ST·约翰的追随者，瓦特相信，文字是开始。像瓦特做出的这些批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但是太传统以致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解构主义思想实践的后结构主义从本质上已经被视为与文学理论融为一体。今天没有多少批评家再谈论解构主义，部分是因为它已经取得了规范化的不朽。   

     怪不得在8月8号中午胡锦涛主席为参加奥运开幕的外国国家领导人设宴时萨克齐的美夫人布鲁尼没有出现，因为萨克齐本人也不想参加，在法国出现了对中国西藏政策的抵制之后，他举棋难定。后来，他选择了参加开幕式，而将夫人留在家里会见了达赖。两不得罪。
      达赖的影响怎么会那么大？为什么会这么大？与普通的僧侣相比，他的脸上多了一副眼镜，他可以在法国用英文发表演讲，他的脚上穿的是大拇指与其它脚趾分开的凉拖。而美夫人布鲁尼也是穿了平跟的家常凉拖与他见面，都是赤脚。法国的自由浪漫之风有时的确让人羡慕，我们的刘永清夫人大概永远不会让她的光脚曝光于公众面前。
      可是，自由浪漫是一方面，她之为何如此姿态是另一方面，达赖享受到的应该像是会见老朋友的礼遇。有网上称，这是“法国对西藏最亲密的表示”。法国和达赖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好？美国为什么会通过什么涉藏反华议案？
      对这些我都回答不上来。或许根深蒂固要靠意识形态的对立来解释，而达赖暧昧的笑容让西方看到了从内部瓦解中国的星光。这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解构策略。在一个看似完整、坚固的解构内，抓住处于边缘的碎片，坚持不懈地将它推向威胁整体进而使其瓦解的地步。而从地理上、文化上讲，西藏都可以算作是中国内部的一个边缘。在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多么的民族时，心中会想到多少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的样子呢？我们用四个词来概括六十个姿态各异的民族，更不要说在这些民族内部又存在着多少差异。同时，藏族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与我们所说的佛教又有多少鲜明的和本质性的差异。
    而藏传佛教或许正是理解西藏与中国官方矛盾的关键之所在。在彭强、黄晓京为翻译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所做的序里谈到此书的影响，它“触及了一个十分发人深思的命题，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臧独”绝对不是“事业”只能说是一种行为，一种实践，这种行为实践背后却同样有着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他们所赖以延续的藏传佛教，他们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与历史上西方人对基督教的虔诚不相上下。或许正是在这里，西方人看到了西藏与他们相似的地方，并与其产生了深刻的认同。
　　而所谓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却都是在基督教的精神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依此类推，西方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虔诚温顺的藏族人也会在神奇的藏传佛教的吟经声中迈入天堂般的自由，而达赖也正是以此在西方为自己游说，他在法国列绕林寺举行的揭幕仪式结束后，用英语发表公开演说，呼吁不同宗教和平共存，并且尊重自然环境。而他在与布鲁尼和法外长库什内的私人对话中说，中国“重新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途径是“迈向民主”。他因此被英国的BBC誉为中国的“流亡精神领袖”。啊，“流亡”，帕斯捷尔纳克，本雅明，索尔任尼琴，……
　　这样，西藏似乎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善意地对“中国”这个整体提出了劝告并且以话语方式完成了对这个整体的摆脱。
      如果人们沉浸在一种非信教民族无法理解的宗教迷醉中，沉浸在一种促动人们感官与身体快感的景观文化中，那么，为了文化、主体性和身份的斗争就不再是次要的。这样说，自然是将zang独分子的残忍暴力行动作了没良心的美化，但是在涉及到这个问题上时我们的媒体和政府单一将罪责归咎于达赖及其手下的藏青会身上应该也是片面的。达赖只不过利用了藏族文化中那种天然的精神优越感，并将它与最复杂又最直接的政治挂钩。
    从3.14那天的视频上来看，有很多无辜的民众受难，出现在画面上的受难者很少有藏族，这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值得注意的还有，受难者的痛苦很少得到周围人的帮助，警察总是出现得太晚，受难者的痛苦因此成为孤独的漫长的痛苦，而这孤独的漫长的痛苦成了媒体控诉“zang独”反动分子的最好证据。
     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离经叛道？我对89年的事情记得很少，隐约想起的是每天新闻联播以后的“严峻的考验”，画面上都是毫不还手地忍受群众各种无理肉身攻击的解放军，他们是民族的英雄，他们使九岁的我对国家、对解放军都充满了感激和崇敬，可为什么在一些人的回忆里很多鲜活的生命在那段时间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很多人跑到国外去了，那一年成为他们心中永久的伤痛或者永恒的艺术反叛的起点，为什么？我不懂。
　　五个花季少女的被焚将人们的愤怒激发到了最高点，可是为什么救援者迟迟不到？在救援的延宕和媒体声泪俱下的雄辩之间，发生了什么？在少女孤独的漫长的痛苦和洁白的百合花之间，又发生了什么？

    摩罗说，有两个西方，一个是以人文典籍为代表的精神化的西方，一个是四处抢劫、屠杀、侵占地盘的西方，所以，我想，所谓的西方中心也是人们虚构出来的。西方人自以为是中心，力量弱小的东方人也就服从他为中心了，这就像阿Q在小D不明真相以前对他颐指气使，不明就里的小D看见发狂的阿Q不自觉地就软了。
    悲哀是中国还不像小D那么聪明和强大，因为小D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摸清了阿Q的底细并与他保持了势均力敌的状态，而中国目前的愤怒只能用尚未与之平等来解释。或许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尚未能进入西方这个“圈”。解构只能在内部，我们现在打的还只是外围战，非常艰苦。我们的愤怒实际上是乞求对方的赞扬。对方一赞扬，我们就扬眉吐气；对方一否认，我们就感到深深的挫败。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愤怒声讨西方人垄断的一种声音、双重标准的时候，我们也在用一种声音要求内部的统一。国家统一是必须的，问题是文化是不能统一的，在通过外交限制达赖与西方的接触的同时，我想如何能平息藏族内部对其文化灭绝的危机感、恐惧感也是同样重要的。
   
      一派胡言。但是今天下了一天雨，是我盼了一个月的这样一整天都在下的雨，虽然不大，但是持久。在雨声中写毛笔字、与学生聊天都变得很美好，只可惜我总想一心三用，结果西瓜芝麻都没抓着。明天就要报到了，我想做的事可惜才刚刚开始。唉，我爱放假！还是希望能有个人把自己养起来。 

   原先住的楼上露出了很多新面孔，烫发的女孩，朝气蓬勃的小男生，他们年轻得我不敢抬头。我低着头走过去，一年已经这样走过来了。
   这一年在痛苦、焦虑、孤独、静止中度过，痛苦于自己的软弱，焦虑于上课的压力，孤独在似乎永远找寻自己的位置，日子却静止于一天天的闭门不出。幸好有永远不知名的朋友，他们的睿智和幽默不但给了我安慰，更让我的自责、忏悔不再那么压抑，我似乎终于感触到那种一直在渴求的温暖，那种真正能穿入内心的体贴，那种一句话就能让我泪流满面的理解。而你们一定也能感觉到，我多想谢谢你们。
   还有昔日的同学，虽然他们一个个都比我小，他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在改变，却始终在给我最遥远最贴近的关心。相比起我的静止，上海滩结婚了，蓝色天空有了一个可以让她精心的C，宝女人每天在众多城市间走马穿梭生活光彩流丽，苏兄买房子了明年二月小baby就要出世了，田XX正在准备十月份在北京和西京之间的婚礼，圣保罗在湖北农发的生活听来也是悠闲适宜得很，而去年七月我去奔赴其婚礼的青秧满田如今已经当了奥运小宁宁的小妈妈，一切都很美好，美好得像是都加入了这个社会成功人士的行列。
   要说成功人士，还要说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每次在北京我几乎都住在她那里，她很幸福地有一个双胞胎妹妹。而不幸的是，她们的母亲在她们五岁时就去世了。大学毕业后她独闯北京，主要是为了远离父亲和继母。后来妹妹放弃了税务所的工作来陪伴她，同时在北广读电视播导专业，如今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实习。而姐姐则从一个只有老板和她俩人的公司到网球杂志、时尚杂志、中网，然后到现在的硕恒远，贯穿始终的是网球，她一个学法律专业的如今竟然成为这一行业内小有名气的抢手人物，而其身价也不永远不再是五年前的每月一千五，她的基本年薪和提成加起来的数字是我根本不会奢想的。
   所以，在她的眼里，我是一个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在她面前花钱的人。她和妹妹带我去巴西烤肉，去新世界、去西单的任何花花绿绿漂亮的美食城，都是由她抢先付账。我们三个有着奇怪的缘分，我们总说，我只比她们两个大五天，而且是阴历，而且是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见过对方。可是现在干练的她在我面前倒成了大姐大，她对我的所谓稳定工作嗤之以鼻，尤其对我的邋遢非常不满，每天喊我“大妈”、“大婶”，我只能跑到镜子面前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大妈”“大婶”。不过她也让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在大街上如果真的有人在我背后喊“大妈”，我得转过头去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为是呼唤与自己漠不相关的somebody。
   值得一提的还有她和妹妹之间的关系。这对双胞胎有着一稍丰满一骨柴的身材，神情有刹那的相似，时不时地相互攻击甚至开口对骂，然而这又是一对彼此深知的姐妹，当一个在工作上遇到问题时，另一个能像亲身经历似的为她做全面细致的分析，从而让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没有母亲的生活让她们变得对他人极度不信任，极度自我，但也因此都奇怪地极具思考能力。这对姐妹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狂”。这不但在性格上的狂自信，还有狂吃狂喝狂购物狂睡觉，饿一天睡一天再大吃一顿的狂，一千五的工资在发下来之后用最快的时间花完再向老爸伸手的狂。当然现在不用再伸手，因为她们正在狂赚钱。她们的生活观每每作为我在与她们相见前一段生活的借镜。
   借镜面前的自己似乎还是静止的，“大妈”的称呼不会让我像周围美丽的同事们那样去收拾自己，看看镜子里大多时候都憔悴的面容，也觉得对不起自己，可是再觉得对不起也不能让自己在商场里面下定决心买下一件别人都说好的衣服。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审美能力，有的只是对事物匆匆掠过的漫不经心，这些美丽的东西在我面前如同世界上最遥远他处的肥皂泡，我看不见，我只是轻轻地走过去。而这也是我对生活中很多事情的态度。地震也震过了，奥运也看过了，北京去过了，但是都过去了，迎在我面前的只是即将要开始的新学期和新的课程。我有点慌，我有点厌倦，我整天坐着，我想的是far away from anything。   

   奥运会中“超越”这个词被反复提到，超越自己，超越梦想，不但会前就有相关的主题歌，在闭幕式上演唱的《爱的火焰》、《超越》也都围绕着它。
　  可是究竟什么是超越？怎样才能达到超越？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著
   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的可能还不只是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超越你，即使注定永远漂泊，无法停止的是幻想和对幻觉的执著
   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可我相信如果上帝看到我的内心，他一定会让我变成一汪真正的湖水，为了你，我从东流到西，从西流到东，我的歌声朝朝暮暮都在继续，我不是塞壬，我希望你也不是欣赏歌声之后就一去不回的奥德修斯。
   人们会说，一个朝朝暮暮都在唱歌的女人是疯女人。实际上，她所需要的只是一种澄明的生活状态，只是我感觉到，一股阴凉的鬼气从她的小腿一直往上升。    

       法国的女权主义者因为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氛围的优势，她们选择的就是被美国女权主义所排斥的理论思维方式。
    伊利格瑞，这个拉康的亲密弟子，因为对精神分析学提出质疑而被排挤并丢掉在巴黎第八大学的工作，但她对精神分析学的批判和在语言学方面的探索使她后来成为许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针对精神分析学所认为的男性器官是宝贵的、可嫉妒的对象而女性因为空“洞”具有阳物羡慕情结，伊利格瑞提出，女性拥有多个性器官，性欲特征是多元的，其心理特征也是双重的、包容性的、流动性的，不会对男性器官产生羡慕嫉妒。她主张提升女性的主体地位，并且推崇非理性、无逻辑、思绪散漫等受到男性价值贬低的女性为特征为背离、干扰清晰而单一的父权制象征秩序的力量，倡导一种非男性的话语模式。但她的理论从生理上来对抗精神分析，矛头指向语言，实际上仍然在精神分析的范围之内。
   西苏也同样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女性写作”理论，写作被认为是女性用身体来突围的可能。
   这四位女权主义者共同的资源都有沃尔芙智慧的身影。对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有很多地方值得记下来：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子，钱大约在每年500英镑，屋子呢，必须能够上锁。（我想，沃尔芙如果活在现在，肯定还会说，这间房子还必须足够安静）
    饭吃得好不好也就极大地影响到话说得好不好。人若是吃不好，也就不能够思考得好，爱得好，睡得好。（田XX前一段QQ上的个性签名就是吃好、玩好，才能心情好）
    妇女为什么贫穷？在18世纪前法律不允许女性去挣钱。一个性别的安全和富足，与另一个性别的贫穷和无保障。沃尔芙本人被愤怒的教区执事赶出草地，被拒绝在图书馆大门之外。（大概）
   有一个教授非常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论妇女在心理、道德和身体上的低劣》。这个教授是权力、金钱，他会出现在报纸杂志大街等等一切地方。（大概）
　  没有一部作品，能够纪录一个女人的历史，她什么时候结婚，怎样管理她的房子仆人，这些在男性历史中都是不可记录的。（大概）
   妇女引起公众注意是令人厌恶的。这个世界不要求女人写诗歌、小说和历史，那些绝望的被幽闭的贵妇人同样不能，尽管她们得到了周围部分人的恭维。
   直到19世纪初，她要自己的一间屋子也是办不到的，更不要说是一间安静的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格外富有或者身份格外高贵。贝恩太太是英国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妇女。
    为了将自己心中的作品完整地表达出来，需要做极其巨大的努力，为此艺术家的头脑必须同莎士比亚的头脑一样炽热澄明。他的头脑必须没有障碍，一切异物都必须被消耗尽。
  （在她看来，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女作家目前只有艾米利·勃朗特和简 ·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写得没有仇恨没有辛酸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如同莎士比亚，而夏洛蒂·勃朗特因为太想表现自我，在盛怒中写她自己作为女性，与命运作战，沃尔芙说，除了被挫败、英年早逝，又能如何？虽然奥斯汀也没有单独的房间，她需要在公共起居室里偷偷地避开仆人、客人等，在外人推开门的声音中迅速地用一些手段把稿子藏好，但是她的作品却没有表现出恐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本身，这是奥斯汀的伟大。同时，两个作家的对比更加凸现了金钱对创作的重要保障作用。沃尔芙甚至引用一些调查说明贫寒对成功的促进作用远远比不上有保障的物质生活对创作的激发，事实证明，英国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是大学生。像济慈那样不太富裕的几乎没有）
   须知，这几百万年来妇女一直是坐在屋子里，因而到此刻连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又使得砖瓦泥浆大为负载过重，因为它必须用写作、绘画、商业、政治把自己约束起来。房子的女人气息给了男人不尽的灵感，而女人错综复杂的性质和这种高度发展的创造才能的力量也应该得到展现。
   为什么妇女们都写小说而很少写诗歌呢？一个原因是公用一间起居室，只能观察到人的性格和情感；另外一个原因是小说是新兴的体裁，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沃尔芙不是像后来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鲜明地强调自己的女性意识，她甚至对现在这个时代很具有性意识而感到恼火和伤心，当然她不是留恋女性盲目屈从男性权威的时代，而是她不是特别地想区分性，援引科勒律治的话“伟大的脑子都是雌雄同体的”。雌雄同体的脑子都是能够引起共鸣的、可渗透的，它能没有障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是具有创造力的、光辉绚丽的、未被分开的，比如你要想知道莎士比亚对女性的看法是根本不可能的（说出这句话的沃尔芙真是天才，为什么非得等着这些天才说出来我们才会想到的确如此）。在沃尔芙看来，像莎士比亚、济慈、斯特恩、柯伯、兰姆、雪莱、普鲁斯特等都可以算在其中  。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人，若是想到自己的性别，那就是毁灭性的。（完了，那肯定是指我了，不过，以前我像个怨妇，现在这种味道渐渐少了，有些东西写的时候也不再想着自己是个女人了，呵呵）
   雌雄同体（androgyny）是沃尔芙在文中除了屋子和钱外最重要最光彩的观点。只有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物质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没有区别心的自由。这应该是佛教的用语吧。
   沃尔芙跟我一样，很喜欢女人。“我喜欢她们的不从习俗。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我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她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女人们说：“不管用什么方法，我都希望你们能拥有足够的钱，好去旅行，去无所事事，去冥想世界的未来或者过去，去看书梦想，在街头巷尾徘徊，让思想的钓鱼线深深地沉入到河水中去。”
   沃尔芙的小说现在下载不到，身边只有一本《岁月》，希望尽快看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黎第八大学乃是在五月风暴后新建的大学，巴特、德里达等人都参加筹建，伊利格瑞和西苏身在其中也是理所当然。

　　看了两部被归为励志的电影：《喜剧之王》和《美丽心灵》。约翰·纳什是非合作博弈论的提出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然而他终生被精神分裂和幻觉症困扰。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系主任汉森问他“他们”还在吗？纳什回答：他们就是我的过去，每个人都会为过去所困扰。看这个电影也为了学英语。肖沃尔特1984年起开始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教授，而纳什早已在这里代课接近三十年。
   
   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把英语重新拾起来。扔掉都快10年了，想想那都已经是个遥远的世界，尽管从未真正熟悉过。身边只有几本文论方面的选本，不过这对目前的我已经足够了。其中一本朱刚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不错，选了一些很经典的文章，读起来的感觉与读中文的很不相同。学理论与学英语同步，我鼓励自己不要放弃。
　　
    沃尔芙：有时，我想，天堂就是持续不断、毫无倦意的阅读。（我想，天堂就是不被打扰的、不被否定和嘲笑的独居与写作。卡夫卡，啊，让我在地道里最远的一个小房间里，送饭的人只要送到地道入口，我会写出多少好的作品来呀！）突然有了个想法，想辞职，除了打扫卫生偶尔做做饭，我的工作就是看书、写小说，或者读英语。这样做的前提是我得有一套自己的屋子，有大约每年1000英镑的稳定收入，可是何年何月才能实现？目前为止，办法只有去当专职太太，可是谁会要我这样只想无所事事的专职太太呢？期待中。呵呵。
   

      上周除了对《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做了一些笔记外，似乎就没再有精力读其他的书。开学临近，周围回家度假的老师也陆陆续续地回来；我的隔壁住了位音乐教师，据邻居们说因为生孩子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多弹了，这两天频繁来收拾东西似乎要重新过来带家教，有一天晚上她过来弹到十点半。种种这些，都让我的心变得浮躁起来。
　  不过人总不能为未知的东西担忧呀，只能让自己正视现实，环境是可以改变，但是心不能乱。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史》将会作为我下学期上西方文论选修课的参考，我一下子先翻到女权主义。他对女权主义的介绍相对较少，只讲了美国和法国的四个代表人物。美国学者的特点是重文本实践而抵制理论，他们认为理论与男权同谋，应该在女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颠覆；他们致力于发掘女作家，撰写妇女文学史，探讨妇女文化，同时在美国还产生了黑人妇女的创作研究及后起的亚裔女权批评，等实现了性别与种族的双重批评。代表人物有米利特、肖沃尔特。
　　米利特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她的《性政治》，一种动人的、论辩性的风格：性是一种政治，是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性政治利用二元对立作为其统治的手段。在劳伦斯、米勒等人的作品霸权的男性视角与热内特的女性视角之间，米利特显然赞赏的是后者。肖沃尔特的努力体现在对使妇女文学体系化，成名作《她们自己的文学》阐述了女性文学从依附到反抗到自我确立的阶段，同时她的《迈向女权主义批评》首次提出“妇女批评”概念，我觉得她最具启发性的是她认为研究男性文本的妇女形象、研究文学史及批评对妇女作家的忽略等等这种方式很容易变为明日黄花（应该是对米利特的某种批评），而将妇女作为文本意义的生产者，作为独立的文学团体，来研究女性写作的动力、语言问题、妇女文学史等等，这种方式更着眼于建设，因而面向更长久的未来。　
      但是我所看到的一段《性／文本政治》的英文选文中，米利特对肖沃尔特同样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肖沃尔特倡导一种对文本叙述策略的所谓超然态度，认为文本应该给读者一种确定的安全感，所以她非常反感沃尔芙那种总要逃离批评家视野的写作方式，沃尔芙避免描述自己的经验，从来不在一个单一的视角上稳定住，使得女权主义批评家无法确认自己的思考工作，肖沃尔特因此认为沃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并不是女权主义文本。
　  米利特的反驳是这样的：沃尔芙不但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写过很多的作品，同时她自己表明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并且还阅读过很多妇女文学作品。根据德里达的理论，语言是由无数意义的延迟结构而成的，任何想要寻求本质的、绝对稳定的意义的研究都是一种形而上学，没有最终的要素，没有根本的单位，没有用它自己就可以来解释自己的先验的所指能够逃离语言的延迟与差异所造成的无休止的相互影响。能指的自由游戏永远不会终结为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意义，然后这个意义会反过来解释、定位其他的能指。从这样的文本与语言理论上看，我们就能看到，沃尔芙的小说和她的《屋子》正是她故意要去惹恼那些严肃的女权主义批评家，她的语言嬉戏、重感觉或者说色情，正是要拒绝男权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　
　  不过，沃尔芙可不单是实践了一种非本质主义的写作方式，她同时也透露出对男性人文主义者关于人类同一性概念的深刻怀疑。如果所有的意义都是一种无休止的差异的游戏，如果缺席与在场都是意义的基础，那么那种自我同一的同一性还成立吗？她对弗洛伊德无意识说的接受使得她会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自我。肖沃尔特所期望的是一种还原主义的阅读，一种世界无对抗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米利特看来还是反动的。
     法国女权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娃认为，现代主义诗歌中生硬的转变、明显缺乏逻辑的结构表明，身体的节奏和无意识已经成功地突破了传统社会意义严厉的理性樊篱，而正是这些传统的意义支撑着人类所有的社会的、文化的机构的象征秩序，所以，现代主义诗歌中象征语言的碎片就预示着一个根本的社会革命，本质上来讲这种语言的特殊实践与性的、政治的实践类似，都是“革命性的”，实践本身就证明了从传统社会内部改变象征秩序的可能性。沃尔芙的很多小说也表明了与象征语言的决裂。
     克里斯蒂娃同时还认为，女性能够让她所称的一种无意识的“痉挛性的力量”破坏她们的语言，因为她们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亲——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这种无意识的冲动能够全部取代主体的话，这个主体就会倒退回前俄狄浦斯或者想象的混沌中，然后发展成某种精神病。这种代价就体现在沃尔芙自己身上。周期性的精神病发作与她的写作策略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系的。谁要是想要无意识力量滑出象征秩序的压制，谁就会让自己站到对抗这个体制的位置上。沃尔芙所写的达洛维夫人就在对所谓的“女权主义的”精神病的过高估计与未经考虑就对象征秩序价值做了拒绝两种立场间保持了不稳定的平衡，维护了自己的精神健全。
     克里斯蒂娃认为，不是生理上的性别而是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革命潜力。女性政治学应该拒绝生物主义和本质主义。女权主义的斗争应该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第一，女性需要进入象征秩序的平等的入场券。自由女权主义。平等。
     第二，以差异的名义，女性拒绝男性象征秩序。激进女权主义。赞扬女性气质
     第三，（这是克里斯蒂娃自己的立场）女性拒绝女性化的娇柔的与男子气概的二元对立，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
     第三种立场解构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对立，很自然地就挑战了同一性身份的概念。也就是说，克里斯蒂娃的深刻之处在于，坚持第二种立场，就会导致性别歧视的反转。克里斯蒂娃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让事物保持原来的样子，我们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对斗争本质的认识。
     米利特因此认为，克里斯蒂娃的观点回应了六十年前的沃尔芙。从这个视角上来看，《到灯塔去》中，Briscoe代表了一种解构二元对立的主体，她反思了这种对立恶性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在一个严厉的男权秩序中活得像个女人，不顾这种对性别身份的界限是她所在的社会需要她去认可的。文本体现了一种解构主义的本质。我们把沃尔芙的重要概念双性同体放在这个文本中。不像肖沃尔特所说，这个概念是对固定的性别身份的逃离，而是证明了形而上学的虚伪和错误。不是因为恐惧性别身份而逃离，沃尔芙已经看到，女权主义斗争的目标必须是要去解构这种该死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的二元对立。

    不过，肖沃尔特的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Representing Ophelia。从表演、再现奥菲利亚的历史中她发现了一些东西。作为“女性”和“软弱”的代表，奥菲利亚代表了妇女疯狂或者疯狂妇女的文本原型吗？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对她能做的是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国批评家。她们认为，奥菲利亚只能代表着疯狂、不连贯、流动性液体、沉默。与哈姆雷特相比，奥菲利亚就是一个“匮乏”的生物。
    哈：That's a fair thought to lie between maids' legs.
    奥： What is, my lord?
    哈：  Nothing.
    伊丽莎白时期，俚语“ Nothing”  即代表女性生殖器，伊利格瑞说，“代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恐惧”。奥菲利亚疯了后，王后乔特鲁德说：“Her speech is nothing.”也就意味着，奥菲利亚的言语代表着在公共场所无话可说不能被王宫承认的恐惧。除了思想、性别特征、语言，奥菲利亚的故事就是一个“zero”的故事。
    还有批评家把奥菲利亚的故事作为悲剧的潜台词，作为哈姆雷特被压抑的过程。在这种解读中，奥菲利亚代表着女性气质的、娇气的、怯懦的、无男子气概的。当雷欧提斯为他死去的妹妹哭泣时，他说他的眼泪“when these are gone,the woman will be out”，也就是说，他体内女性般的、可耻的一部分就会被清除了。根据某某人的一篇重要文章，The Woman in Hamlet，哈姆雷特对他身上女性般的消极成份的厌恶转化成了他对女人暴力性的抽回（？），和他对奥菲利亚残忍的兽性般的态度。奥菲利亚的自杀，就是男性世界对女性气质放逐的缩影，“女性”代表着理性化的男人所要否定的每一样东西。
    对以上观点肖沃尔特都有所保留，她认为把奥菲利亚融到缺席的象征符号中实际是在肯定我们自己的边缘化位置，把她作为哈姆雷特的生命中一部分也只是将她还原成为男性经验的隐喻。应该有一种真正属于奥菲利亚自己的表现历史。这就是肖沃尔特从奥菲利亚诞生之后在大量的图画、艺术表演中所总结出来的历史。
    首先是伊丽莎白时期，这个时期已经对女性与精神错乱的等同作了规定。奥菲利亚穿着白衣服，用野花做成漂亮的花环，弹诗琴头发披散着唱歌，言语中有过多的比喻，充满感情的自由联想，和爆炸般的性的意象，她唱着发愁的、充满渴望的娱人的歌谣，在溺水中结束了生命。
    所有这些传达了一些特定的信息，奥菲利亚处女般的白与哈姆雷特严肃的黑学士服成对比；她的花暗示着两种不和谐的形象，即无辜的开花与妓女般的污染；她是那种田园般的“绿色女孩”、处女般无暇的五月玫瑰，和在性上非常直率露骨的疯女人，她把野花和芳草散发出去象征着自己正在失去童贞。她穿在身上到死的东西（the "weedy trophies "and phallic "long purples"?）暗示着连乔特鲁德唱的哀歌都不能遮掩的不和谐的性欲。在这个时期的戏剧中，凌乱的头发，暗示着这个女人或者是疯了，或者是某次强奸的受害者；她的不端庄得体，显示着每一次都过度的欲望。下流的歌曲和口头的放纵，带给她一种与她作为一个听话的女儿时被许可的全然不同的体验，她很快就死去了，看起来这就像是对她自我承认已经是一个妇人的惩罚。
    溺水同样被认为与女性相关，男性是干旱的，女性则是液体的。Bachelard探讨了女性与水、死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水是液体女人器官的标志，女人的眼睛这么容易地被泪水淹没，她的身体也是血、牛奶、羊膜流动的仓库。一个企图像这样女性般自杀的男人就是暂时地向他的眼泪，也就是他自己的那种液体性屈服，像雷欧提斯一样，而一旦眼泪干了，他又变成干燥的了。
    从医学上讲，奥菲利亚的行为表现就是疾病，伊丽莎白时期愿意把它诊断为爱情抑郁症，或者性欲狂。从1580年起，抑郁症在年轻男子，尤其是伦敦的年轻男子中成为一种时髦的病，哈姆雷特就是一个抑郁症男主角的原型。然而，这种流行病只与智力上和想象上的天才相关，女性被奇怪地绕过了，相反，她们的抑郁症被从血统上认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在舞台上，从1660年起，当女性首次在公共舞台上出现，一直到18世纪初，扮演奥菲利亚的女演员都是一些据说在爱情上失意的女性。
    18世纪以后，疯狂场景中可能出现的暴力性的、颠覆性的东西都被清除掉了。这是英国文学的全盛期。女性性别特征的能量被最小化，女性的精神失常成为男性感受的刺激物。奥菲利亚是个年轻，漂亮的，不会给人造成伤害的，虔诚的姑娘。她高雅，白衣服，松松的头发，野花，等等，传达出一种很有礼貌的女性化的娱乐，很适合图画再现。这个时代反对轻浮和有伤风化，奥菲利亚的语言和动作都是受到检查的。这个角色经常由一个歌手来表演，因为她可以使得表演的模式更音乐化而不是更清晰可见或者更口语化。
    但是奥古斯都时期对疯狂的否定在浪漫主义时期却得到了接受。疯女人代表着不正当的性受损，丧亲之痛，和令人发抖的感情极端。从法国开始，1827年，有个叫Charles Kemble 的人做了他的哈姆雷特的首场演出，奥菲利亚由一个爱尔兰的天真无邪的少女扮演，她以正确的手势用哑剧描绘出奥菲利亚困惑的心灵。在发疯的场景中，她带着黑面纱走上台，这是哥特小说中描写妇女性神秘的标准意象，她撒开她头发中乱糟糟的小束稻草，她唱歌的时候把面纱扔在地上，把花散成十字架形，就像是为她父亲造坟并埋葬。种种舞台动作后来在整个世纪都相当流行。
    首场演出时台下的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子不可遏止地爱上了这个女演员，并不顾父母的反对与她结婚。后来，尽管她再也没演过奥菲利亚，但是她的表演快速影响了英国。一个浪漫的奥菲利亚——年轻的女孩充满激情，感觉了那么多，却被很明显地推入独特的疯狂——这成为此后150年占据主流的国际表演模式。批评家还认为，奥菲利亚说得越少就越好。
   女性性别特征和精神失常的关系也因此被投以浪漫主义的关注。还有一些画家开始画奥菲利亚。尤其有人喜欢画她泥水的场景。或者，它们表达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心理困惑，或者，这种愈益使她可见的努力显示了对这个女人死亡的残忍的漠不关心。  

   不管我说得多么乱七八糟，米利特和肖沃尔特的两篇文章基本大意我说出来了。而她们的灵感都来自于伟大的沃尔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