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朝暮暮营

     我将离开这里，永远。

        今晚温总理是焦点。他站在一片被摧毁又正在重建的土地上。羌族的孩子们左拥右绕，争着叫他爷爷。这是个如邻家老人般亲切的官员，有时候我觉得他比周恩来做得还要细致、还要温情。他系上围裙在厨房里炒回锅肉，他给坐在身边的女学生夹菜盛汤，一切都做得非常自然。如果说，我对他多难兴邦的说法还略有微词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在北川中学的讲话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
   “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努力做人， 要学会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于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人。”
    一字一句，句句沉重，恳切，有声。我在网上还找到了下边几句：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要坚强，坚强站立，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你们要有知识，有本领；一天都不能耽搁，一件事都不能疏忽，努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祖国和人民的栋梁之材，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新年祝福。”
    本来今天我有些疲软无力，五点左右的时候手连拿铅笔都觉得沉重，只好让自己缩在沙发里。可是这几句话让眼睛湿润起来。

    电视的的确确有时不是个好东西，为了宣扬金融危机下中国人民仍然过了个喜气洋洋的牛年，需要大量地报道各地人们的欢歌盛舞和佳肴美食，可是地震灾区又不能不报，温总理的讲话既让人充满希望，又让人心无比沉重。尽管人们簇拥在他身边时都显得无比兴奋，可是这兴奋毕竟是短暂的，当汽车把温总理装走的时候，人们脸上的欢容还会一直持续吗？所以，电视前人的享乐也变得惴惴不安起来。

    玉鼠辞旧岁，金牛贺新春。不知人们为什么把金和牛联系起来，难道是因为它的皮色吗？我还想到牛黄，这个稀罕的宝贝在贾平凹的《小月前本》、《废都》中的病牛身上都有。爱牛的人痛恨牛黄，因为它使得牛消瘦，不能好好干活；爱财的人喜欢牛黄，因为牛黄比牛还值钱。犹太人走出埃及后一直行进在沙漠里，生活动荡辛酸，摩西去耶和华那里取十诫，回来之后发现犹太人将身边的金子合起来铸了一头金牛，因为埃及人是崇拜牛的，而金子是最贵的。摩西发怒，把十诫的板子摔在地上，并且惩罚了那些围着金牛起舞的犹太人。耶和华早就看透了人性的脆弱和，所以他的十诫第一就是："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 
    人们反复强调金牛，或许是因为对财富的向往吧？在这个拚购物券、拚车、拚房的年关，人们对财富的期盼应该是更强烈了。

    团团圆圆享受的待遇不赖，今天他们第一次面向游客，倒是表现得大方欢快，丝毫不胆怯。本来嘛，台湾人和大陆人长得也都一样。只是，我又想起了贾平凹，在《废都》里他曾经表达过对熊猫作为国宝的不满，觉得它们的黑烟圈并不好看。我在五泉山公园里看过熊猫，可能是因为没有团团圆圆那样血统高贵吧，身上不太干净，感觉它们很安详，很平静，再加上稀少，所以当上了国宝，否则，山羊呀、孔雀呀也都可以当国宝了。

    给中国发贺电的都是一些小国。大国们是不过春节的。就像上级家里有红白事，下属总得想办法表示一下而下属有事上级可以不闻不问一样。

    最后有一句比较好玩的话，是说春晚的，电视字幕上打出了“观众看得如醉如痴”。呵呵，董卿、朱军都有一点小小的失误，那个朱迅一直表现也不太好（尤其是抗震救灾晚会时更不好），网上已经有很多评论了，这倒不说了，因为失误谁都难免，只是用“如醉如痴”有点过。

    刚才外面猛放了一阵烟花，太吵，甚至有些恐怖。我直担心它们会把窗子震碎。

      春晚极力突出大方、庄重、怀旧，连周杰伦都向宋祖英的辣妹子靠拢了，而宋祖英更是把中国的茉莉唱了又唱——这浪漫真的会至少持续一世纪吗？
    怀旧还体现在把一群中年老年人弄上舞台，有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李宗盛，这几个人中周华健目前应该还是最活跃的，底气好像也最足，唱的还是“亲亲我的宝贝”；李宗盛给成熟稳重的男人们励志；罗大佑只能回忆童年，全身都在发抖，唱得似乎最费力；张震岳唱是爱之初体验，好像还是失恋。
   不过观众是欢迎的，尤其欢迎最费力气的罗大佑。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在为前途未卜的金融危机而忧虑、为未来几年的房价、股票而奔波的时候，童年、亲情等传统价值观肯定会在这几年内得到更多的重视。
    还有“金色回响”，是一些金色的老歌，“谁不说俺家乡好”“在希望的田野上” 等。我最喜欢杨洪基的“滚滚长江东逝水”，看来他在提携徒弟，徒弟跟在师父后唱得跟师父难分伯仲。赵本山的弟子也不错，应该就是那位长得“很委婉”的服务员吧，  跟老赵的风格不同，师父是土里来，弟子走的却是模仿秀，有点像以前的洛桑。
    上海滩说她不喜欢赵本山的小品，有点俗。我觉得比较起来，还是他这个好。冯巩的刚开始挺好，后来到男女互通真情的时候，才知道“巩巩”竟然已经等了女朋友11年，而且还请人做了很多他和她的泥塑像珍藏起来。我总觉得这有些太离谱，也不可信，煽情有些过度，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冯巩自己本人不觉得别扭。
    很多像冯巩这样年龄的人再表现为痴男，比如前面的周华健，或许还有现在的刘德华，成龙，他们已经不是小伙子，至少都四十几岁，或多或少已经滑过了冲动的年龄和心情，再让他们在表演中把自己表现为痴情少男，我就是感觉别扭。倒不如黄宏、赵本山，专一在黄昏恋上下工夫。他们的黄昏恋打的标语就是“更高、更快、更强”。我觉得，黄宏的那句“我想占有你，你想占有我，我们不是战友吗”肯定能成为今年的流行语，就像去年蔡明的那句嗲嗲的“为什么呢？”。
    当然，黄宏的小品最后也唱了高调。或许，晚会的如此编排是因为收到了上级的指示，着力突出抗震救灾和奥运会凸现的民族实力和自豪感。但是一个普通农村人，怎么会那么上纲上线？

    怀旧之外，晚会还总是提到“感谢”两个字。有《天地吉祥》一歌 ，感谢上天，感谢朋友，感谢父母，所谓常怀感恩心，朋友结成缘。还有《感谢亲人》：感谢父亲，皱纹写出的宽厚；感谢母亲，青丝变成的白发；感谢兄妹，不图回报的帮助；感谢爱人，无怨无悔的相守；感谢同学，多年不断的问候；感谢朋友，苦乐同在的祝福；感谢同事，困难面前的分忧；感谢对手，不离不弃的造就；感谢亲人 啊 感谢亲人，你是最后接住我的那双手  感谢亲人 啊 感谢亲人  你是永远等着我的家门口
    这样说来，同学、朋友、同事、对手都放到亲人里面去了。这感谢的范围可够广的，而这也同时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心开始变得脆弱。或许，那种咄咄逼人的上进、拚命赚钱忽略人情的工作狂需要适当地用人情来滋润了。当人们包括自己的亲人以赚钱多少来衡量你的成功与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愿意踏进家门的。
    当然，值得感谢的还要有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祖国，给了我们天地人和的美好时代。在这个欧美国家人们为金融危机犯愁的时候，我们中国蓝色的夜空上还在隆重地大放烟花，我们大中城市的超市里还是挤满了络绎不绝的人群，人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把未雨绸缪的传统暂时抛在了一边。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死了，钱却没花完。
    赵本山说，不，这个世界最痛苦的事是人活着，钱却没了。他这种积财思维已经落后了，走遍大江南北，东西海山，我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一定要吃好。身体是第一位的，哪怕是穿得差一些，也要让自己吃好。有意思的是，在很多地方，人们的口味开始呈现出一致性，比如今年比较受欢迎的沙塘桔，比如冬天人们开始更喜欢吃羊肉、火锅，等等。

    宋祖英的下半截衣服上全是鲜花，她是越来越漂亮了，在穿着过于随便像小流氓的周杰伦前，她像公主一样冉冉升起。这两年内，她获得了其他民族唱法的演员所没有的荣誉，比如在维也纳、悉尼和美国举办演唱会，这是棵舞台上的常青树，而且是棵美丽的常青树。她的眉眼极具风情。说起来，当年邓婕饰演王熙凤的时候有点像她。但是，二十年来，宋祖英依然是宋祖英。

   还有鞭炮声。这个夜晚我不想睡。外面的汽车已经变白，因为雪静静地来守候嚣躁的人们了。我也在心里感恩吧，感谢我孤独的爸妈，感谢我清俭的姐姐，感谢我辛苦的妹妹，感谢又大又方的上海滩，聪明能干的蓝色天空，妩媚迷人的宝女人，感谢曾经出现在这里的大雨，mmr，laij，我曾经的室友，等等，还有我亲爱的学生们，感谢影子般留在我心中的过客们。我爱你们。

        今天是爸妈结婚三十二周年了，他们一定正在一起平静而幸福地呆着吧。
    我没给他们打电话。这一天，是他们自己的。姐姐好像终于带着吵闹的小外甥回婆婆家了。
    早晨五点左右醒来，真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冷，手都伸不出来。读了一会儿《福柯的界限》，再躺下闭目养神，八点多起床，把布什的告别演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还有奥巴马的竞选演讲凑在一起看了几遍。
    天一直阴沉沉。下午出去的时候意外地好了。菜市场开始延续到晚上六七点，到处都有成垛的粉条，不知道人们买那么多粉条拿回家去做什么；地上还有堆砌的对联，我是不买的，因为我要自己写了，这半年虽不那么勤奋，但毕竟每周都能写上几张，有勇气把它们挂出去。
    很多超市门前都在促销。永兴、东方红这些小超市卖的大多是水果、电磁炉、豆浆机和大包大包的花生与瓜子，客都最牛，门外墙上只有一些特价信息，进去之后连存包都要排队。
    人们脸上的喜气让我放松。这两天我都穿着五年前的那件旧大衣，三年前的那件毛衣，倒也觉得非常搭配，再加上妹妹给我的一个小帽子，同事倒都夸我好看，尤其是男同事，呵呵。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脸白了不少，还真得挺好看。往往都是冲着自己笑一下才出门。
    走在大街上，大衣还是飘飘的，而且奇怪的很，跟当年穿起来的感觉还差不多，好像还肥了些，人却是胖了些。
    晚上一碗馄饨，五个小包子，这是我最近晚上经常去的一家小店。夫妻二人说的方言我几乎听不懂，只是馄饨做得比其他店都好些，因为他们是唯一在薄薄的皮里塞了一点肉的。

      这两天在读汪民安的《福柯的界限》，速度很慢，效果嘛，也不好。考研的同事们都回来了，他们都很累，在他们面前我很惭愧。因为这个周我一直都比较懈怠。
    昨天跟朋友在一个叫“煎饼屋”的地方吃饭。吃得不错。然后去唱歌，在小姑娘们面前，我唱的歌都太老了，其中有同事很不留情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有人接着建议我去学习韩红。今天我就开始听韩红。
    下午打扫卫生。
    晚上听了布什的告别演讲，可以把它与奥巴马竞选成功的演讲相对比，一定很有意思。不写了，先看书去。

      当年看《手机》的时候，我缺少幽默感。那种因手机带来的猜测、疑虑于我是隔膜的。费老说的那些话我不懂。我从来不动对方的手机，更不会看他的短信和电话。直到现在，连我爸的手机我也不会去翻动。
    不是因为放心，而是因为从来不疑心。没有那种一天接不到电话就坐立难安就生气的窝火，即使几天没有一个电话也绝不会怀疑对方有任何不轨之举。
    可是时代不同了。手机这个东西给人带来的最大尴尬是，在信息不通的时代，人的信用、诺言被放置在一个很尊贵的位置；而信息无比通畅的现在，人的信用、诺言需要不停地通过使用手机来确认。
   Anything is possible.这句话李宁本是用来励志的，但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变数。我们昨天约好了今天中午十二点在一起吃饭，但是在今天十一点五十的时候我可能还会打电话，问你准备好了吗？上路了吗？别忘了我们要吃饭呀。关心的背后或许是怀疑，或许是对变数的无名恐惧。
   严守一这个人显然不太那么道德，因为他是葛优演的大家都对他报以同情，这同情实在是有点太多余。他所有的享乐都是通过手机联系，又被手机记载，最终不但丢了两个夫人还暂时丢了安身立命的本钱（嗓子）和工作。在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妻子沈雪以后，他还是经受不住武月的最后一次诱惑而进入了那个记录了他的房间。在此之前，沈雪已经用各种方式试图阻止自己的丈夫，比如撒娇，比如精心照顾他的生活，修理刮胡刀，比如男人们可能都不太喜欢的翻包，但是我觉得最应该令严守一迷途知返的一个行动是，在西餐店里，她坐下来就吃严守一的剩饭，这既在武月面前亮明了自己正大光明的身份，同时也表明了她对严守一的爱。
    武月自然非常明白，女人的争斗都在这些小细节。比如武月给严守一打电话，一听对方是于文娟接的立马就挂，如果这个电话是丈夫指使妻子接的，那么地下情人或者前女友立刻就会意识到自己跟这个男人彻底over了。武月知道严守一不会让妻子接她的电话，但是武月也知道严守一把妻子叫过来跟他们一块吃饭绝不是要彻底抛弃她，所以她最后的邀请严守一上钩了，他们几年来维持的这种让严守一沾沾自喜的情人关系也就完全转化成了利益关系。在这种非婚的不合理关系中，利益最终都将占到上风。巧的是，最近网上爆料了很多女人跟男人分手时要分手费的事。
    对严守一的偏爱处处体现在片中。影片后面，严守一也受不了沈雪反复的调查“折磨”，把手机扔在家里上班去了。而沈雪反倒并没有把手机拿在身上认认真真地察看每一个电话、每一个短信，等她出去再回来她看到了武月发来的图片，而严守一却有了发怒的理由：因为老家来了十几个电话没人接，相依为命的奶奶病危等待着他回去看最后一眼。这最后一眼没见上，他和沈雪的婚姻也就到头了。有点像，顾小西为了何建国的面子回老家去参加他嫂子的爷爷的葬礼，结果小西的妈妈突然心脏病发去世，回到北京，他们也只能选择分手。亲情无恙的时候，爱情、婚姻大于亲情；亲情有恙的时候，爱情、婚姻中的一方往往会因此遭受指责。
    沈雪因此是不幸的，她不光是片中的配角，她还得为了严守一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而内疚，而且严守一回家带的不是她，是于文娟和他、她的孩子。
    武月也不应受到指责。她能维系与严守一的关系达三年之久说明她对他是心存希望的，是有爱意的。在严守一的身上，留下了她美丽的口红和去不掉的芬芳。这是个能抛头露面的女人，因为她太能干，男人们就通过占取她身体的便宜在另一个战场了赢得了自尊，比如严守一，比如那个出版社的社长。
    男人女人都有手机，男人用手机来做生意，联系客户和朋友，女人用手机监督丈夫，录取证据，女人因此被描述得更可怕，更阴险，可是看看宋建平如何诱惑妻子林晓枫在网上跟他聊天，诱惑她在现实中见面，以套取她有婚外情的证据。婚姻的战场上手机、数码、网络都被派上了用场，据说现在电子邮件也已经被作为控告对方的证据。
    《手机》中主要就讲手机给夫妻信任带来的危机，可是对手机对人们日常生活构成的噪音干扰涉及的较少，主要就是那么一段，费老主持开会，正在讲什么萝卜皮，结果接连两三个手机铃声都响起来了，他们不是按住电话而是接，好玩的是严守一对其中之一接者的对话还原：  
    你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吗？嗯。昨天你真坏。咳。你亲我一下。（停顿）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这时众人共同起哄）听见了！
    上课时我的手机基本都是静音，只有两次我忘记了，恰巧寂寞的手机也意外地叫起来，我赶紧对学生说道歉；不过学生的手机几乎每节课都有响声，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对不起。能有一个羞涩的笑容我就已经知足了。

    《非诚勿扰》中葛优拿着他的手机走南闯北去相亲，最后推得美人在蔚蓝的大海上，这个手机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功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还不太会分析。期待下次吧。    

     六点多醒，哭醒的。生活中的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梦我总是记不住。我已经忘了为什么哭，只记得一个类似镜头的片断，我的一个同事，爱上了某个男人，那个男人现在在英国，两人的关系前途未卜，那个男人身边已经有人。我这个同事赶紧坐车到上海，这个时候她的衣服一直在变换，似乎是米白的，很漂亮，然后飞到了英国。几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我看到的是他们全家从飞机上走下来，她，他，还有他们的女儿璐璐。
    眼泪还是不停地留，照照镜子，已经肿了。为什么是上海呢？昨天刚刚有同事给我提到她回家要去相亲，据说是一个在上海工作的硕士，在银行工作。为什么是英国呢？为什么是米白？清冷的早晨对我来说可思考不了任何问题。
    简单洗刷，去校园里转。校园里人迹稀少，有几个男生正扛着行李往外赶，有一个女生从外面裹得严严实实地走回来。操场上有个老男人在跑步，看他带着耳帽，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耳朵快要冻僵了。不过空气好，安静，我的鞋子在空荡的砖地上悄然有声。我回头，后面没有一个人，家属楼里的人们都还在酣睡，澡堂、水池、洗衣服、小角楼超市全都关闭。这是一个沉寂的时刻。
 
    昨天晚上写了一点东西，意想不到地丢了。情绪转瞬即逝，可是有时再想，抓住它又有什么用呢？什么能是永恒的？一旦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博客、我的邮箱、我的QQ、我在一些网上的用户身份等等会继续存在还是会被删除？我的亲属把我的手机号码注销之后，会有另外一个人继续使用吧？他又会是谁？他有一天会不会知道这是一个已经故去的人曾经使用的号码？一旦知道，他会怎么想？
    抄一个流浪诗人的两首诗在这里：  
                       把喝空的酒瓶砸碎
    把喝空的酒瓶砸碎
    不递给她，让那个拾垃圾的老人
    篮子空空地转身
    把喝空的酒瓶砸碎
    让她的白头发灿烂地燃烧
    让她被迫感知这内心的强烈呼唤
    ——把我拾回去吧，我也是一片垃圾
    一片比垃圾还垃圾的垃圾
    除了写诗和喝酒，什么也不会干
    ——把我拾回去吧，我也是一片垃圾
    我从此将放弃做一个好人的理想
    一意孤行地走在寻找的路上
    我从此将注定像一枚锋利的碎玻璃片
    割裂那些惯于斜视的眼睛
    割裂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手掌
    诗是我在《文学界》上发现的，诗人本人“不务正业”，辞掉固定工作偷了母亲的养老钱在各个城市流浪写作，有生理需要的时候就去找妓女，闲的时候也结交各路朋友。他知道波德莱尔知道本雅明吗？我希望他不知道，因为如果这样，那就是文人们又一次在自己和拾垃圾者之间不自觉地作了等同，都是昼伏夜出，都是在拿着自己昼伏夜出的产物换取人们的金钱或者理解，所以为什么诗歌不能论斤卖呢？
    那一句“把我拾回去吧，我也是一片垃圾”，那一种在伸过来的一双枯黑的脏手面前把酒瓶摔碎在地的残忍和绝望，不仅只有落魄的文官和独守空房的商妇“同是天涯沦落人”。
    因此，贾平凹的刘高兴总显得太个别，太“高兴”，这个一直想要显摆自己的“贵气”的拾荒者鹤立鸡群般超越于众多灰暗的身影之上，贾平凹最后偏偏安排那个勤劳的结实的五富暴死于没日没夜的劳作中，让这个刘高兴实践了一个浪漫的“背尸”行动，孟荑纯去了哪里？她那个为兄报仇的理由究竟存不存在？如果暴死或身患各种疾病是一些农民工在城市必然付出的代价，那么刘高兴将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只能给一个神秘的孟荑纯源源不断地送去他的血汗钱？
    我还想起了疯狗：   
                     疯狗
                     --致奢谈人权的人们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

    我还不是一条疯狗，
    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
    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
    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1978年
    两首诗在我看来都有个缺点，就是最后的两句话都过于直白。或许诗人的情绪控制不住了吧，在他吟咏出来的时候一定很快意。诗人能扔酒瓶，能发疯，可是我能破坏什么？
    你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人
    可是我能破坏什么？
    除了破坏
    自己可怜的身体
    和一无是处的生活
    人人都被一层
    厚厚的甲壳包裹着
    想要破坏自己的蛋壳
    固然不容易
    又怎样去破坏
    别人处处设防的铠甲
    于是日复一日
    我只能带着
    自己的破坏性
    在这个日益荒凉
    日益孤独的世界上
    装模作样地活着
    在从校园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位老教授迎面而上。他一下子认不出我，因为我也带着口罩，我拉下口罩向他问好，这就是装模作样地活着。从后山，到静寂的宿舍静寂的操场，再到他，一天又开始了。  

    昨天看了《梅兰芳》。黎明演得可以，但我觉得他的表演还是少。前面那个年轻的小后生倒是很出彩。
    看梅兰芳，总有种熟悉感，不知陈凯歌自己会不会也这么想，因为黎明的一举一动都有点模仿张国荣。只不过，用片中的一句话来说，梅兰芳在台上是个装腔作势的女人，在台下却是个男人；而程蝶衣台上台下都已经更是女人。梅兰芳胜在他的爱国，胜在他的蓄须和骨气；程蝶衣败在他的爱霸王，败在他自视的妃子地位，败在他对专一的乞求。梅兰芳在生活中有妻有子；程蝶衣早已立志对霸王一世忠诚。
    所以，梅兰芳的历史将在1945年以后绽放新的光彩（影片就是以1945年的胜利为尾声），他必定是舞台上的一棵常青树；而程蝶衣在1945年之后荣耀难复，他必将还要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遭受种种惨痛的折磨。政治啊。丁玲，周作人，他们都没有想到命运会是这样的反复无常。历史已经不是那么容易把握了，过去的一切都不是过去。
   章子怡学京剧学的有点模样，只不过由身穿紧身旗袍的她来唱须生，实在是让人视力接受不了。从看《我的父亲母亲》我开始发现她的美，到现在她依然很美，美得野性也美得大气，尤其是她的咧嘴大笑，跟巩俐的确有点相似。她们一直扮演的也都是比较主动的角色。巧合的是，导演先后用了这两个女人，《霸王别姬》中巩俐抢走了程蝶衣的霸王而不是程蝶衣，《梅兰芳》中章子怡想要从福芝芳手中抢梅兰芳。不过她没有成功，因为陈红比章子怡更泼辣。
    不过电影最终还是为了票房，两个电影都是三角结构，总是用一方的失败来勾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失落，关于梅兰芳的其他成就就被掩盖在他的爱情痛苦之下。但是，这样对孟小冬是不公平的。影片的主题就是梅兰芳不是他自己的，他是座儿的，所以他更不是哪个女人的。福芝芳的角色就是管家、管丈夫，对艺术她不太关心，而这一切恰恰成就了梅兰芳，因为梅兰芳的成功就是来自于这一份孤单；而当这份孤单有了能够来安慰的人以后，周围的人都急了，孟小冬如果继续跟梅兰芳交往，她就是在扼杀一个天才。聪明的孟小冬走了，她知道，即使梅兰芳铁定了心要跟她在一起，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他一定可能会后悔，后悔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戏剧家的。为了不让他后悔，为了不让他将后悔指责到她头上，女人只能离开。这个女人因此才会被别人誉为伟大。可是孟小冬本身不也是冬皇吗？为什么大家都要自觉地来成就梅兰芳呢？
    我喜欢孟小冬在燕春楼吃饭时穿的那件梅花旗袍。跟这样的女人去看电影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事。章子怡好像丰润了些？陈红依然瘦。将来我也要穿件旗袍。

      今天正月十八，天气越来越冷。早晨本来想好好看英语，因为突然停电，冻得难受。我站起来，望着窗外，突然一下子万念俱灰。
    有同事说女人抗冻，因为女人脂肪多。可我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男人比女人穿得少。有科学家做过试验，在寒冷的日子里放一杯热咖啡或凉咖啡在女人的手里，这个女人对事件的态度是大有差异的，如是前者她会表现得乐观一些，而如是后者女人往往会非常悲观。这样的天气我无法乐观。我多想拥有带暖气的、隔音的房子，让我的干燥、焦虑减轻一些，可是为什么我在这里找不到？ 
     给了自己一个放纵的理由。去银行查这个月到帐的工资，少了三百多，原来是把07年到08年3月份的水电费给扣了。银行里的人很多，大多都是来存钱或取钱的。前面有一个我的同事，他一下子把两万多都取出来，装在一个大的取款袋里匆匆出去打了一个车。原来他也是心慌的。上次我将一万四取出来，急急地赶往农行要给姐姐打回去，结果农行竟然在三点就下班，害得我一晚上心惊胆战。第二天早早把一堆毛头像寄出去，感觉像排除了个危险的地雷一样轻松。同事对我开玩笑，给你一些吧。我笑笑说不要，心里倒真的是不想要，无债一身轻的我现在再看他拿的这厚厚三沓，倒觉得它们其实真的不过是一堆纸。把钱塞在老鼠洞里、藏在某个缸里、掖在一只臭鞋里的做法都不太高明，更不安全，还是有银行好。因为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数字。
    去原来的楼上找同事聊天。那个现在的302每天睁开眼吃、看电影，闭上眼就睡，继续她晨昏颠倒的生活。可是她真是年轻啊，眼睛上没有留下一丝疲劳的影子。我可是只要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眼圈就会发青。
    下午洗衣服。越洗越发现需要洗的东西实在太多。想起了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女人不是天生爱洗衣服的，是后天的物质条件逼得她要把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尤其发生在城市，而农村家庭对一尘不染是做不到的，一方面没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这么敏感——我认为城里人自诩的干净表明了他们的敏感和他们对物质的苛求，当然这只是从话语层面上说，在生活中，也的确需要干净。但是当地板需要女人跪在地上用抹布一点点地擦洗的时候，当服务员在你的脚下一点点地擦净你刚刚踩脏的地板时，心里是会难过的。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人生活的世界上，永远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干净。可悲的是，干净成为区别人的一个标志。
    前几天剩的米饭已经结结实实地冻在饭缸里。该怎么吃呢？不过我还有芹菜、蘑菇、胡萝卜、鸡珍、带鱼、凉拌萝卜，好多好吃的，我已经洗了那么多衣服，应该好好地犒劳自己！吃的时候听美丽的女声讲如何每天喝酒都不伤身。心里空荡得难过，我真想陪着爸妈，陪他们在我们的杨树林里吃啊，捡树枝啊，看狗啊，用电泵抽水啊……

     中午没吃饭，下午饿得头昏，去客都买了一堆吃的，进门等不及找筷子就先啃了一大块饼。
    等我准备摸着肚子让美味们慢慢消化的时候，才发现又吃多了。我这次买的有鸡珍、带鱼和泡椒萝卜。只好站着，并且连续喝了十杯水。
    似乎更饱了。到七点的时候，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去的理由，去买茶叶，买专门消化的茶叶。这个时候的街道上人虽然少了些，但还是安全的。看到系上一位辅导员老师正携夫人坚持每天的散步必修课，心里非常惭愧，尤其是看到夫人那双修长苗条的配上了高筒长靴的腿，更是为自己的大吃大喝而难过。每天我都是这样，或者饿得头昏，或者撑得难以坐卧，头昏的时候我无法看书，肚子圆圆的时候也无法学习，把大好的时间都用在了吃上。还听说这对夫妻几乎每天早晨六点都去爬山，而我呢，定了七点的闹钟还要让台灯孤单地照亮一会儿、电暖气默默地工作一会儿才哆哆嗦嗦地充满悲伤地爬起来。
    几家欢乐几家愁。我经常去的袁记肉夹馍关门很久了，说是要转让，害得我经常坐车去吃遥远的肉夹馍。现在它又开了，看来暂时还没能转出去。那个老板给的肉虽然少，但是味道好；馄饨更是只有面皮，但是老两口态度好，它的顾客不多但肯定不会少。今天是不能进去了。
    它的对面是湘锅里辣，开业没多久，一直以为是火锅。有一次洗澡来了一位手上、脖子上都珠光宝气的年轻女孩，忽然她叫了一声，原来钥匙进水了。她说这是车钥匙，进水就不能遥控了。我困惑，你有车还到这里来洗澡？她说自己是镇安人，在好几处都开着饭店，在这里就有点不方便。我问在这里的是哪家，她说是湘锅里辣。我佩服她，这么年轻就是几个饭店的老板了。她说自己的儿子都五岁了。可她的脸那么光润。原来她跟我一样大。冲了几分钟她就出去了，我很惊讶，才这么短时间可是要六块钱的呀！她轻轻一笑，六块钱？弄得我很自卑。后来我见到她在店门口晒太阳，完完全全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真不像是风吹浪打长起来的。有机会我一定带人去吃它。
    湘锅里辣的隔壁是一家郑州羊肉烩面。它比湘锅里辣开得更晚，但却冷冷清清，服务员在无聊地逗闷。它的特色就是手抓羊肉，羊肉烩面，但是比起本地人可能更喜欢的羊肉泡馍来，它的特色并不是吸引人的特色。它的前身就是一家山阳羊肉泡，但奇怪的是山阳的羊肉泡在附近都做得不太好，经常是门可罗雀。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再往前走，是一家三怪一碗面。我还没吃过，据说六块钱一碗。价格不低。但挡不住那么多人的脚步。店里人头攒动，几乎没有空座。我看到碗是棕红色的，比较新鲜。
    我还跟同事去过再前面的宁夏吴忠清真餐厅，这里同样以手抓和大盘鸡为主。据我的口味，这两样比起兰州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但是商洛人却喜欢这家餐厅，有限的包间和外面的桌椅据我看到的也都已经坐满了。看来，不是人们不爱吃羊肉，而是有人不会做，不会经营。受贾平凹小说的影响，我怀疑其中还有风水的原因。
    还有剑门豆腐宴，芳香饺子，这两家都是我系集体活动常去的地方。豆腐宴的女老板就是我系的毕业生，当过两年教师之后跟着老公过来创业，有老师帮忙，生意很红火；芳香饺子的味道倒并不很芳香，但服务好，名声在外，吃过之后大骂难吃，但下次还是去。
    说到饺子，我喜欢乐口、爱家。这两家我最爱吃的就是莲菜大肉，也就是藕和肉馅。这两家饺子普通的都是15块钱一斤，价格高。前者上菜速度快，后者上菜速度非常慢，据说只有一个锅，众人点的时候最好只要一样。但是，后者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老碗鱼，25块钱一个小碗可以让三个女孩子吃得直后悔得捧肚子。里面有鲶鱼、地瓜、洋葱、豆腐皮等等，非常诱人。
    说到老碗鱼，我又想到干锅居。干锅居最初开业的时候生意也不错，而且服务态度超好。干锅茶树菇、干锅鱼、干锅鸡都好吃，我带着同事、学生都来吃过，大家都说不错。但是后来似乎懈怠了很多，而且经常在需要米饭的时候米饭迟迟端不上来。他们的电饭锅似乎格外得慢。同事由此推测，这家生意在走下坡路。最后一次我去，我想应该是最后一次吧，我在与一位男同事吃茶树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根头发，我找到服务员，服务员说可以给我优惠一些，我只好告诉她这应该是免费的。她很不乐意，但我更不可能放弃。最后我跟同事走人。这会儿我看里面坐了两桌，还好吧，至少比郑州羊肉烩面强。
    把棉袄放到干洗店，买了一小袋商南的龙泉茶，上面还有贾平凹的题词——不管是真是假，只要它能助我消化就可以了，毕竟大街上还有很多未知的店等待着我去吃呢！ 

       刘北成先生2002年决定翻译这本书，04年接近全部完工之前，斯特龙伯格以88岁高龄去世。这是一个怀旧的老人。都市流行文化的泛滥让年轻人狂热地厚今薄古，这多多少少很让人担忧。“人们不再看书，不再有时间。精神高度分散，稍纵即逝。这种不允许延续或深思的加速运动……将会彻底毁掉人类的理性。”知识分子差不多总是以为社会的文化水准降低了，但是也要看到，从来都没有这么多的人受到教育。或许对马克思打击最大的是，如果将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技能有限的体力劳动者都算作工人阶级的话，工人阶级已经从人口比例的70%降到30%。固然，当代社会有反智的粗俗，但同时它也在消费文化，包括高雅和低俗文化。
    难的是，今天的个体却更加孤独，密切的家庭接触、亲朋接触越来越不密切，孩子越来越少，家庭生活远不如从前丰富，而家人住处更加分散，相隔甚远。人们更多地在电影、电视、图书和网络中寻找发泄的途径。
    所以，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其实是更大了。在经济的空前增长下，一股道德迷失的潮流弥漫在东西方的上空。或许只有教育、只有那些传统的、精英的、高贵的东西能够安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足以对付当前的这些逆境。沉湎于过去，可以逃避当下的沉沦时代。一个犯人对斯特龙伯格说：我早应读一读托马斯•曼，不该看西德尼•希尔顿的畅销小说，想到这儿，我心里就难受。

    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在萨特、雷蒙•阿隆之后，少有那种既是书生又能发挥重要公共作用的知识分子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学者既能写严肃的学术专著，还能写畅销书，这种现象在中国或许可以指那些站在百家讲坛的人们吧。

    终于看完第二遍，收获很多，但要说收获了什么，一时间不好整理。著作既像历史，又不是简单的罗列；尽管作者非常客观、非常耐心，然而随着笔端逐渐延伸到当代，他有些按捺不住，不时地想要表白自己对当前四分五裂的功利性学术的厌恶，对思想满天飞的愤恨，变得有些啰里啰唆。他不太喜欢结构主义，更不喜欢解构主义，对女权主义也没有多少好感，问题存在，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他也已经无能为力。 

    与60年代的“新左派”相反，80年代“新右派”或“重新界定的保守主义”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力量。右翼的学生开始造当年那些属于左派的教授的反，他们赞美自由市场，赞成对国有大型和低效的经济部门进行私有化，痛恨国家控制和绝对的道德准则，又本能地反抗文化现代化的有害后果。保守主义也不相信理性，这一点有着启蒙运动以来的怀疑主义，也似乎与后现代主义相似。所以，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时也不是那么新鲜。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大谈消灭个体或消除个体中心，偏爱话语领域，提倡一种反人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反现代主义的，但是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共识。而且反科学、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等特征在早期现代主义者那里已经非常突出。
    后现代主义意味着统一的丧失和综合的缺乏，意味着彼此不可通约的多重话语、不同的“语言游戏”和生活世界。后现代主义反精英，声称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同样优秀，但是这也并不是它独有的特色。只能说总体性综合已经不能为个人所能承担了。
    现代主义依附欧洲文明的伟大传统，一直担心机器和大众文化使欧洲人失去了文明，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处的教育制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欧洲文化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教古典作品，不教圣经，教历史也不考虑任何后果。更严重的是，没有社会传统。现代城里人是无根基的。”这就是职业教育主义的弊端。无所不在的现代科技将全世界在文化及商业上紧密结合在一起。欧洲文化的传统还会是独特的吗？斯特龙伯格在这会儿倒是乐观一些，他说“思想的融合却让人想到历史，比如亚历山大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或许一种新的文明将会从这个巨大的融合过程中浮现。
   后现代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新的时尚不断兴起却又不断衰落，缺少一个最终最高的标准，思想的网络迟早会被下一阵大风吹走，既然如此，那我们只要高兴地把这场游戏玩完就可以了，不必太当真。毕竟，在这个社会，各种文化形态都已经分裂或崩溃成许多团块，时代就像得了分离性老年痴呆症一样，我们又何必对某一种传统耿耿于怀？
     某些学术团块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绝对确定”的明彻日光下恬然散步，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首次出现了不可能全面掌握知识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认为，别人对自己所在的学科的无知是无法克服的。而的确，知识层出不穷，集大成的人物已不复存在，我们走到了个体性的劲头，未来属于人工智能，人脑将被电脑取代。
    知识四分五裂，而且最糟糕的是与现实生活脱节，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更不能为政要们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学生造反的一个原因或许就是他们对于这样的知识世界困惑不解，他们对教师越来越不尊敬，因为后者不再代表智慧，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智倾向。
    老牌史学家仍然坚持崇尚事实，然而解构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已经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事实无法替自己说话，我们所见到的事实，是我们受到某种内在“理论”有选择地指引的结果，新的理论使人们看到新的事实，而且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旧的事实。学生学习文学也不再是从作品文本入手，而是从阐释文本的各种理论方法入手，就像现在大一的学生都要学习文学概论一样。
    这是一个充斥焦虑和忧郁的时代，“不曾经历过一场精神崩溃或短期精神病，简直是怪事”。心理学成为最热门的学科，研究那些在海外的人类学调查者要看他是否是厌女症，是否是同性恋欲望受挫，或者是否要到土著人身上发泄自己的挫败感，一场奇特的谋杀案作报告的也肯定有心理学家（《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这样的心理分析）。心理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我因此明白为什么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被德勒兹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开始反资本主义的。
    宗教
    两战的爆发使得回归传统宗教的兴趣持续增长。人们终于没能在基督教之外再找到一种替代性的宗教。艾略特、汤因比、荣格都鼓励人们回到宗教的怀抱中。人们从历史和神学角度研究基督教。犹太人也致力于发掘祖先的传统。罗马天主教再次经受危机。随着科学的发展，宗教冲动完全摆脱了古老的基督教或犹太教模式。各种东西方混合的宗教繁盛一时，这反映出人们对信仰的极度渴求，反映出现代人承受的精神压力，科幻小说不再赞美科学奇迹，而是转向想象这个星球的彻底毁灭。新的宗教意识除了证明现代人心神不安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宗教不可避免的世俗化说明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非宗教性的。
    科学
    如同一个人不可能掌握这个世界所有的知识一样，这个宇宙也不再有某种统一的力支配。科学家们的研究日趋精细、遥远，在此过程中毋宁说电子计算机给生活中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几乎没有人愿意拒绝这些便利的条件，拒绝可能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掌握操作技术，就像年迈的外婆无法看懂翻译得还算标准的韩剧、不敢去开启那集合了音乐、电影、电视等功能的电视。但对大多数人来讲，科技的普及增加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受众的数量。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地震时南方运送很多收音机到灾区，还有奥运会、春节那一段时间国家一定要在灾区贫困区架起有线电视网。科技的使用能够让可怜的人们在欣赏电视节目的那一刻感觉到自己跟其他地方的人是平等的。
    艺术
    一方面，永无休止地寻求新奇，导致益发怪诞的浅薄空洞，这是严肃艺术死亡的征兆；但另一方面，在各种高级展览会上，严肃艺术、先锋艺术成了获得巨额利润的大生意。这种矛盾很难得到理解，艺术支离破碎，支离破碎的艺术令艺术家倍感痛苦。发疯、酗酒、自杀、短命似乎已经成为艺术家的常态。
    小说太多，在西方，斯特龙伯格说目前最盛行的是个人传记。相比过去，窥视隐私的樊篱和禁忌被打破，作家已经开始毫无拘束地描述自己的痛苦和罪恶。人们重新觉得，只有个体才是实实在在的，结构主义曾经试图消除个性，但没有成功；现在人们重新对这个语言的囚徒充满了兴趣——如果说我们处在“历史的终结”处，那么我们周围只剩下浩瀚如海的个人生活。     
   

    东方的没落
    东方的没落还是指共产主义的没落。主要体现在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奔向市场经济。苏联人早就不再是威胁，他们在各个领域包括最强劲的文化领域都失去了同美国竞争的能力，在最偏僻的西伯利亚农村，居民都哼着加利福尼亚的摇滚乐（这让我想到，在四川地震灾区的某个塌陷的农房残留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硕大的李宇春的照片）。不只政治上失败了，经济上也失败了。社会主义经济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根本行不通。斯特龙伯格是民主美国的一员，显然他对共产主义的被颠覆感到了欣喜，并在欣喜中包含着对俄罗斯试图重新增强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的担忧。
    邓小平及其以后的中国领导人也抛弃了毛主义，走向市场经济。“两个执政的共产党大国样板倒塌所产生的激烈震荡，在已经日趋衰弱的西欧共产党中迅速传播开来。”意大利的共产党甚至放弃了“共产党”的名称。
    不只是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连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借鉴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出面干预经济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也被放弃。英国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在1979年赢得大选之后，努力恢复自由市场和鼓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工党一分为二，势力下降。新的计算机、机器人和电子科技使生产性质发生了革命。工人大部分是白领而不再是蓝领，服务业超过了制造业，小企业也已经复兴。这些用马克思主义都无法解释。
    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在蒙受几十年耻辱之后，资本主义突然不再是一个龌龊字眼”，这句话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敌对。现在反过来了，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废除私有制和取消市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一直在导致惨痛的失败……它带来了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低效率、停滞和贫困，以及文化上的灾难”。“20世纪最主要的经历是社会主义在道义上的失败。”“在任何发展阶段上，那些信心十足的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社会的模式，没有一个能保持信誉不受损害。”
    凯恩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持久影响也因此受到怀疑。因为他否定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经济会自动进行自我调节。政治经济学又回到古典模式。那些尽量减少政府干预、尽量保持规则一致的自由市场政策得到认可。
    这样看起来，历史的确是永不停息的轮回。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让政府出面干预；70年代末以来，正统的资本主义回潮；可是，在21世纪的金融危机中，政府不得不再次打开国库救市。社会主义中国被寄以厚望。马克思的《资本论》竟然成为西方年轻的经理人拿来赠送亲朋的圣诞礼物。
   究竟是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不清。但至少在80年代，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失败在了“烤肉和苹果馅饼”上，或许还有宝马车、录像机、洗衣机、PC、电视机、电影还有海滨度假。批评家们对消费主义、对成批生产的艺术品嗤之以鼻，但是这些精英们已经极少能够离开电视或电脑，而且他们肯定愿意坐飞机住高级宾馆、参加配备了视听和同声传译设备的国际会议。
    年轻的80后与他们的父母之间代沟加大，他们有明显的反智倾向，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激进，他们显然更愿意追求个人的成功。他们喜欢优越的物质条件，以至于当金融危机一发生，很多经济学者都担忧不会攒钱的80后怎么度日。据我自己看，80后是平庸的一代，是温室里长出的花朵，他们不希望历经风雨，他们最渴望所有的东西都是现成的、正安静地等待着他们轻轻松松地去获取，当然他们也会奋斗，他们更自信，他们的眼界看到的可能是全世界，但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他们不肯长大，他们可能更喜欢呆在父母的身边，与之同时，父母需要为他们付出更多的关爱和经济资本。
    大学与知识的零碎化
    丹尼尔•贝尔在70年代就说过，大学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关键结构。而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所谓特征就是脑力取代体力。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科学。在西方，大学成为培养工程师、医生、程序员和律师的场所。而在大学里呆着的知识分子也在日益职业化、专业化中将知识分子原本的习性退化。伍尔夫如果活到这个时代，她会不会从以面向大众、以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谋生的作家转变为大学中的教员？有可能。
    专业化、职业化造成了学界各研究领域间严重的壁垒，与此同时丧失的是学术的权威。学者们更喜欢用晦涩的语言卖弄自己领域中的所有时髦方法，堆砌所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批评变得只有有限的同行才能理解，局外人根本不知其所云。学者们“处心积虑去发明一种新阐释，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自我推销”。斯特龙伯格用语一贯精简，但在这里，他忍不住反复抱怨，“这种转弯抹角、（让局外人读起来）艰涩费解的专业批评话语产生的后果是，使所要考察的作品显得偏狭和索然无味。”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例如，他们强调的不是康拉德的想象力所构想出来的神秘地方和异域人民，而是他的‘叙事策略’，他的‘修辞张力’。”“即使涉及到内容，那也是作者的父权制偏见或他的神经官能症侯，而这些隐蔽的东西只有借助高倍的批评透镜才能揭示出来。”斯特龙伯格似乎不喜欢形式主义批评，也不太喜欢解构主义和单一的精神分析。
    现实是，学术体制内的人只尊重会说行话的人。每一个单位都成为一个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型的、高度组织的世界，成员的知识生活以会议、专业刊物和集体性学术为中心。在学者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无视在房间另一角进行的或许是相似的争论。事实上，在旁人看来每一个小圈子都很好笑。文学划分得更详细，比如乔伊斯研究会、狄更斯研究会，它们不同程度地患有喜新癖，过度专门化，过度精细以至于经常自言自语，为出版而出版。话语大量零散化，而这时候又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式的文学批评变得更加晦涩难懂，愈发高深莫测，尽管它的初衷可能并非如此。
    解构主义在结构主义之后，同样是非主体的，并且更加强化。如果说结构主义还曾经坚持，文本确实有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由某种逻辑结构决定的，意义就处在这种逻辑结构之中，结构主义看到了一个反映了一切思维固有特征的基本结构。但是，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内在意义，因为每一个读者对于作品都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因时因地而异。没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没有一个最终衡量的标准。德里达应该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没有一种能够衡量语言的原语言，不存在一个单一的、高高在上的思想视角可以把握事物的总体性。
    我们只有非理性的语言领域，一种宏大的无秩序状态，我们因生活的丰富多样而感到高兴，根本不会考虑到它的规划或统一性。解构主义对文学批评家的吸引力首先就在于对文本可以做任何阐释，越离奇越好，只要有充分细致的技巧和有洞察力的理论意识。揭示出被压制的、隐蔽的意义，从作者忽略的地方推论出这些意义，而这种忽略可能是社会的或者个人的某种无意识禁忌造成的，这是批评界最喜欢的方法。
    解构主义还坚持，文本除了与自身之外，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自然和历史都是有待解读的文本，而不是有待理解的客观实体，一切都是文本。
    历史著作讲的都是事实、完全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吗？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有历史学家表示怀疑，然而解构主义给历史学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历史也是一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是非事实的、非科学的。小说也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解构主义让批评家们自觉地对文本产生怀疑，他们讨论文本的叙事策略，狄更斯没有为我们提供维多利亚人的精确描述，而是创造了维多利亚人的自我形象，托尔斯泰也绝不会是俄国农民革命的一面镜子，作品中的人物对读者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小说家本人也开始解构，写一个人的多重身份，写关于写小说的小说，讲述小说家写小说。
    解构主义的弊端是，既然任何的阐释都是合理的，那么那些学院批评家就可能利用任何一种现代理论作为他的概念工具，再运用逻辑论证技巧，将这套概念工具在某个已经作古、只好任由摆布的作者身上，产生一种神秘的话语，比如老子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云云。这就在学术生存竞争中获得了一点领先优势，“人们也能由此而不知羞耻地放纵自己的偏见”。
    这却正是一种虚无主义，一切皆可与一切皆无都是虚无主义。解构主义导致所有的意义被颠覆，所有的理性争论被颠覆。因此，解构主义本身也可能被解构。  德国小说家恩斯特•荣格尔认为，这是一种用理智来毁灭理智的快乐。一种潜在的施虐狂。
    在哲学上，解构主义喜欢证明，每一种思想体系都是基于某种未加检验的前提，而且它所采用的这个前提正是它明确反对的东西。例如，证明马克思就采用了他旨在批驳的全部资产阶级价值观。科学家与艺术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种隐喻的认知。任何坚持明晰性和肯定性的思想体系，实质上都是通过纯粹的强制力，即极权主义恐怖的暴力来做到这一点的，唯一货真价实的思考总是矛盾的、模糊的。连经济学学科也被冠之以“修辞”的名称。
    问题在于，对那些没有掌握拉康、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和德里达等人思想的笨蛋学者们是不屑一顾的。如我一类的普通读者遭到轻蔑。还是回到刚才大学和知识的零碎问题上来。大学教授不是为公众写作，事实上，他们写东西都是给彼此看的，出书目的就是为通往终身学术职位的道路上添加一个砝码。这种书要由其他教授根据书中表现出来的专业技能来判断，所谓专业技能就是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驾驭所有重要理论的能力。“这场竞争游戏不可避免地导致新的和更复杂的理论，产生众多术语连篇、煞有其事的文字垃圾。”也因此，将骗子和天才将原创与拷贝区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晦涩难解的话语与后现代主义自称消除了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鸿沟的说法发生了矛盾，这个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
    解构主义虽然要颠覆传统的真理，但其实并不激进，他们更希望政府提高他们的薪水和经费资助，可是当保罗•德•曼被发现写过亲纳粹的文章以后，人们对他和解构主义就不是那么欢迎了。

     新左派与激进的60年代
    世界共产主义内部争吵不休，声誉跌落，为新左派自由地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些新左派受益于存在主义或者法兰克福，弗洛伊德主义。主要来自于体制外的年轻学生。这群显得有些过剩的学生精力充沛，他们把自己描述为教育工厂中加工制造的产品。他们蔑视所有的意识形态定位，他们更倾向于行动而不是言论，他们最深切的情感就是对官僚化、理性化社会的烟雾以及对冒险的热切渴望。他们反感自己的父母太过于重视物质，他们渴望的是革命，是造反，他们不认识希特勒和斯大林，但是他们的内心同样充满了忧伤。必须扫除一切权威机构，彻底拒绝现存社会，让自我激励的个体自由地去寻找自我实现。因此他们喜欢摇滚、长头发、毒品和性自由。
    而社会也在变得宽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1960年被英国法庭判决为并非猥亵之作，萨德这个虐恋狂也开始成为存在主义左派的英雄。

    在此应该说一下法兰克福。如果说马克思分析的是物质稍显匮乏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那么法兰克福探索的则是物质极大丰裕时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马克思认为工人将越来越贫困的预言没有实现，拥有了汽车和电视机的工人们也不会跟学生联合起来走到大街上进行新的反叛，相反，他们可能更同情受学生攻击的警察。马尔库赛因此指责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从而腐蚀了工人阶级。官僚制度、技术社会、消费主义都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理论家们说，资本主义在物质上的成功，打破了社会纪律，导致个体意识极度膨胀，与此同时，它又用集体顺从观念和官僚化管理来约束人们。他们还攻击科学，将科学说成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
    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贬为一种粗俗的经济决定论，错误地把思想和文化当作经济状况的机械后果，从而导致了一个精英统治阶层的产生，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国也在指责俄国歪曲了马克思。反过来法兰克福被苏联称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派”。60年代的激进学生，口袋里装着毛泽东的红宝书，却与痛恨摇滚、性自由、毒品和长头发的苏联格格不入。
    左派的没落
    指责资本主义过于富裕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主动脱离了迷恋物质的工人阶级。也许真的如奥威尔所说，社会主义一直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条。学生的运动流产了，尽管曾被寄以重望，仍然像无聊的恶作剧。萨特已经不再有那么多听众，他对中国也很失望，因为中国走向了“实用主义”，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提供萨特理想的那种“自由论的社会主义”，他在已经被“序列化”的工人阶级身上也找不到任何革命的潜力。
    左派在另一方面走向恐怖。就像一战前的恐怖活动一样，70年代末，新左派也因绑架和杀害行为而名誉下跌，宣告破产。阿尔杜塞反对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感伤的“人道主义”，提倡回归客观主义和科学。但他替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辩护。最终他杀死了妻子，发疯了。
    新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逐渐走向深奥难解，他们追逐新奇，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本应面对的现实世界。这些知识分子只好对自己无助于现实政治表示绝望。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领导人的迫害不再那么有效，苏联出现了很多令人振奋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腐败在1976年就已经让公众对它失去了信心。或许滑稽的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政权，完全是非社会主义和非革命性质的，马克思式社会主义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独裁的精英、最保守的人士。这个制度以自身为例说明政治最为重要，而不是马克思所教导的经济应该居首位。马克思所说的陈腐的社会秩序，对生产的束缚，文化上的贫瘠，在一个自私的特权阶级的统治下的苦难，所有这些都成了对自称马克思主义政权的精彩描述。反过来，经济成功的秘方似乎掌握在市场经济而不是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学手中。
    马克思主义曾经借助萨特、人道主义、结构主义获得新生，然而，在苏联的失败面前，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期，它与现代社会和经济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新时代的主角是学术和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文化资本家。不过，马克思主义毕竟很难消除，它不再是严肃的主题，它不再是剑拔弩张的意识形态，或许，它就是一种思想，就像别的思想一样，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完全可以把它跟其他理论融合在一起，构建自己的“马克思”。马克思转为一个宗教性的神话人物，一个偶像，一个父亲，一个上帝，对无所依傍的心灵来说，他也可以是一个权宜的神灵。
    马克思的这种“遭遇”同时也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往往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后继者，同时也是挑战者。结构主义冷静、客观、超然，非人格化，它并不认为人类从不确定的主体性中创造出世界的意义，正相反，种种数学化的结构创造了人性。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就像报纸的版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内容一样，结构主义对内容也不感兴趣，结构主义对诸多神话所作的就是分类、列表格，根据这些神话的构成成分，发现它们逻辑上的联系。
    在结构主义看来，人类文化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重复，这种反人本主义与历史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矛盾，同时也是对进化论和科学技术的一种批评。人性被取消了，人们发现，“人性”就是一种发明。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它的种种形态是由一种“隐蔽的机制”强加给人们的，就像语言迫使我们以某种方式去思考一样。在文学批评领域，结构主义宣布，研究作品不涉及作者，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并不重要。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包括研究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让位于某种形式分析。
    与结构语言学相关的是符号学、结构主义史学。阿尔杜塞说，说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这是历史学家制造的神话，“资产阶级”的一种偏见。人类是受基本不变的语言和行为规律操纵的傀儡。因此，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而主要是心理的或语言的因素。法兰克福的哈贝马斯就以马克思忽视的心理维度为起点，强调语言在支配方式中的作用，也就是与工具理性相对立的“功能主义理性”。
    福柯也提供了一种认识论的决定论而不是经济的决定论，比如他认为社会变迁包括语言和知识基本结构的整体突变，他称之为“知识型”。
    拉康把结构语言学与心理分析密切结合起来，将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和儿童进入公共话语的“象征秩序”联系起来。但是，拉康太喜欢进行包罗万象的综合，以至于他的无意识的演讲总是很少人能够理解他。斯特龙伯格对拉康似乎不怀好感，称他为“一个作秀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

    在结构主义试图寻找某种稳定的潜在的结构的时候，他们却往往更容易走向解构主义。个体的有理智的自我并不重要，他或她是由词语决定的，是被语言所占据的，在结构主义这个前提下，很多约定俗成的真理被颠覆。   
    女性主义革命
    20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英国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女性获取了法律上的平等，尤其是投票权，她们大多出身上层阶级，使用的是非暴力不服从方法。他们实现了最初的目标，同时也令一些男士加入，但是就像工人对共产主义兵不买账一样，很多普通女性也反对这场运动。
    此后，强劲的女性主义运动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50年代，女人幸福地嫁给一个理想的男人，在温馨的、物质条件优越的家庭中生儿育女。这正是很多男性比如弗洛伊德所信奉的女人在生活中应处的地位。文学的、象征的、信奉尼采的先锋派一般认为，女性是非理性动物，热衷性爱和温柔妩媚，她们“很自然”，与文明的矫饰正好相反；她们不善于思考。实际上这些现代主义者是反女性主义者，尽管可能他们认为女性自有单独存在的领域，比如劳伦斯，他喜欢把两性截然对立，认为妇女体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原则——她们或许比男性优秀，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这一原则与男性所在的权力和政治王国彻底无缘。劳伦斯还哀叹战争期间妇女参加劳动所产生的后果（索尔仁尼琴属于俄国的斯拉夫派，他对斯大林让女人在集体农庄里劳动也深表不满）。
     女性主义同样无法得到传统革命者的支持。马克思、俄国革命都是大男子主义者，他们组建的是一个男性俱乐部：阶级排在第一位，妇女应当站在丈夫的身后，团结起来思考其他问题。60年的新左派同样充满了男性的傲慢自大。萨特并不支持女性平等。女性主义者相信，性革命反而造成了一种使女性成为剥削对象的氛围。因此，1968年，又涌现了一股激进的女性主义。她们相信，女性必须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必须改变语言本身，因为女性身处父权制环境，必然已经遭受它的腐蚀。必须建立各种适合女性的制度，以取代现存的制度——自由大学、出版商和期刊——因为所有的旧制度都受到父权制的玷污。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女性的敌人是“父权制”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男性的渊源让从古希腊以来的一切西方思想名声扫地。
    在这样的激进中，那些笔下同情过去著名领袖的人，或者挖掘被忽视的杰出女性的人，或者发现了大部分女性对于“单独领域”很满意的人，都要遭受指责，说她们是“性别合作论者”，宽恕父权制统治。因此，激进分子轻视原先的女英豪，比如伍尔芙就被发现不是女性主义的同党，她的一些作品取消了那些一本正经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
    但是，这种激进女权主义的困境就在于，如果妇女革命不是出自旧有的社会，那它来自何处？而现实是，正是在父权制的环境中孕育和滋养了女性主义。温和的女性主义因此提出，应当允许妇女更多地参与当前社会事务，重新阐释和更正旧有思想，而不是谴责和放弃它们。她们并不要求女性专政，而是要求平等分权、两性共治。
    女权主义在男权社会中总是不那么令人欢迎的，而且女性本身首先品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虽然很多原先排斥女性的职业很大程度上向女性开放了，但是离婚屡见不鲜，非婚生婴儿在1990年达到出生婴儿总数的1/4，性解放和婚姻关系的松弛，让很多女性在经济和情感上都失去了保障，生活的艰难让一些女性主义作家呼吁两性之间应该休战讲和，而且她们发现，不光女人不幸福，男人同样也不幸福。
    女性主义目前很难继续纵深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侵入了大学。女性主义为重新阐释所有的事物提供了可能，这些女性主义的批评家兼学者已经融入到专门化的游戏之中，她们写的东西在学术圈子外几乎无人看懂（比如克里斯蒂娃，斯特龙伯格显然不太喜欢她），最为可悲的是，她们相信自己在写这些晦涩的东西争取大学的职位和职称的同时在领导一场革命。
    女性主义四分五裂，有的要求更多地参与现存社会，而有些则认为这种要求是卖身投靠，有些刚开始鼓吹性解放，后来又转而强调贞节。女性主义经历了与其他革命都会遭遇的幻灭，解放并没有给大部分妇女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焦虑和不确定，至少在目前为止，理论上的修辞割裂了这些女权主义先锋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而且女权主义还得面对同性恋、黑人妇女、阿拉伯妇女等问题，与其他许多运动展开竞争。或许，它现在只是诸多理论策略中的一种。
    女性主义与淫秽物的出版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她们相信色情作品贬低了女性的人格。尤其是早期女性主义，她们普遍认为，自由性爱和乱交是反女性的。但是，女性主义不得不看到，用禁忌字眼和表现禁忌动作取得震惊效果，是作家尤其是戏剧家的一大笔资源。不过，80年代艾滋病开始让人们意识到这场现代瘟疫与性放纵有关，“性快乐”变得不那么快乐了，有一个英国作家这样写到：这场性革命的真正赢家是那些病毒和细菌，它们利用了四处泛滥的乱交和异常性行为创造的新影响。
    绿色革命
    即是环境保护主义。与女权主义相似，它们仰仗的都是激烈地反对西方文明几乎有史以来就坚守的主要价值观，并且认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彻底革命或大灾变就要发生。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对自然的浪漫主义崇拜以及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社会的廉价价值观的敌视结合起来，试图把人类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
    绿党的先知是海德格尔，在他看来，甚至建一座桥也保不准干扰了自然的秩序。诗人这样写到，“不要杀死飞蛾或蝴蝶，因为最后的审判即将来临。”
    在欧洲许多地区，绿党的呼吁大受欢迎。从对老式乡村社会的怀旧，到从道德与安全角度反对原子能，再到警告世人臭氧耗尽全球变暖酸雨问题滥砍滥伐等问题，绿党逐渐发展成为反对现行统治集团的重要政治组织。对经济学家来讲，这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环境保护主义者非常有效地绿化了公共舆论，以至于谁质疑追求更加环保和更加清洁的智慧，谁就成了不知羞耻的反动分子”。绿党的影响可能的确很大，以至斯特龙伯格这样提问：环境保护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最终矛盾不是贫困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污染。“资本主义制度在自身超强生产力产生的废气中窒息。”
    绿党分为现实主义者和纯粹主义者。前者愿意在体制内逐渐创建更多地保护区、公园，来净化空气，后者全盘否定整个技术-消费主义社会。欧美一些精神失落的年轻人漫游印度，寻找涅磐境界，尽管印度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也可以用来说现在的西藏）。有关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
    但是，不发达国家至少在目前可能还不太认可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前者试图依靠出口来发展经济，后者则担忧，假如各个国家都像这些不发达国家那样消耗能量和产生废物、污染物，那么整个世界该怎么生存下去。
    女性主义者也有反科技的，有人发现在洗衣机等电器发明之前女性的境况要好得多。
    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同性恋，主张或反对堕胎，这都是一些反霸权话语，它们都得到了公众的关注，但是这个世界很大，这个世界现在依靠自由市场运转，所以，这些理论策略或者现实实践都只能在这个市场内竞争，目前没有谁能形成垄断。

     梵高总是在阳光最酷烈的时候作画，因为在他的眼中此时的景象看起来最丰富又最奇异。在把人上进的意志都能照得软化的阳光下，他的大脑中一定充满了奇异的灵感。我却不行。
    那该干什么呢？只能到大街上随意地闲逛。朋友走得差不多了：301抱着孩子和公公婆婆回咸阳了，这半年所有的洗刷的活都是婆婆干，孩子也主要由老两口抱着，她的脸色反倒滋润细嫩了很多；现在的302就是今年新来的我的老乡，她每日晨昏颠倒，经常清晨才进入梦乡，而且她是一个除了对书其他都一无所知的人，根本不能指望她能陪我去逛街；303早就带她一直引以为傲的博士老公回西安了，这个女人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304结婚后房子就是经常性的被锁状态。她的婚宴我没能参加，因为当天系里要求所有的女老师都去办公室给晚会上表演节目的学生化妆，我不会化妆但也得“必须”，听说那天放了很多鞭炮，也有很多人来吃饭，她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我却没能亲眼目睹，心里非常难过，她比我小二十四天，在12月28号这一天之后，我就是我们楼层上唯一的大龄未婚女人了。
    305还是小姑娘，还没谈过恋爱，美好的未来还没有展开；306的男朋友英俊潇洒，勤快和气，每天给306做饭、打水，脸上总是洋溢着笑意，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亲近的可靠的人；307却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学校，在她生完孩子之后立马就开始发奋读书，最终考上了西工大的博士，老公已经是博三。昨天，他们抱着可爱的女儿，把所有的物品清理完毕所有的手续办妥之后，就头也不回地奔向了汽车站。她是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中第一个离开的，以后会是谁呢？
   
    大街上的人们手里基本都拎着大包小包，包还大多是红色的，到处都充满了喜气，这让我产生错觉，谁说中国人只知道省钱？难道中国人真得这么省吗？看看百丽里面一双鞋，动辄都要七八百一千二，一个女人在兴奋地试一双棕色的靴子；还有那最常见的一家三口中最亮眼的女主人，那客都中一辆辆滑动的购物车里面满满的一堆食品和孩子刺耳的喜悦，谁说我们的老百姓不知道去花钱？ 
    久闻名人街上某家锅巴米饭好吃，信步走了过去，吃的时候发现不过尔尔。经常是花钱买教训。不过，生活真好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其对304，我想现在的她一定心满意足。听说她还打算要小baby了。希望今后那个体育老师能对她更好。